由於(yu) 未能充分挖掘生產(chan) 率提高的既有潛力，造成中國製造業(ye) 的減速來得過早、過快，進而製造業(ye) 占GDP比重早熟型下降。針對中國經濟發展麵對的這些挑戰，本文提出穩定製造業(ye) 在國民經濟中占比的充分理由:有利於(yu) 創新發展、挖掘資源配置效率潛力、激勵人力資本積累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ti) ，以及促進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最後，建議從(cong) 構建竟爭(zheng) 政策、產(chan) 業(ye) 政策和社會(hui) 政策三足鼎立格局入手，實現提高生產(chan) 率和獲得新動能等目標。

由於(yu) 未能充分挖掘生產(chan) 率提高的既有潛力，造成中國製造業(ye) 的減速來得過早、過快，進而製造業(ye) 占GDP比重早熟型下降。針對中國經濟發展麵對的這些挑戰，本文提出穩定製造業(ye) 在國民經濟中占比的充分理由:有利於(yu) 創新發展、挖掘資源配置效率潛力、激勵人力資本積累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ti) ，以及促進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最後，建議從(cong) 構建竟爭(zheng) 政策、產(chan) 業(ye) 政策和社會(hui) 政策三足鼎立格局入手，實現提高生產(chan) 率和獲得新動能等目標。

一、引 言

隨著以探討經濟起飛的必要和充分條件為(wei) 己任的發展經濟學歸於(yu) 寂寞，取而代之的增長理論把重點放在經濟增長的決(jue) 定因素上麵。自從(cong) 以索洛(Robert Solow)為(wei) 代表人物的新古典增長理論占據主流地位之後，人們(men) 一方麵強調資本積累的重要性，另一方麵也看到資本報酬遞減現象的存在，因此，一致認為(wei) 經濟增長的終極因素是全要素生產(chan) 率的提高①。盡管受到來自各種流派的挑戰，新古典增長理論始終為(wei) 研究經濟增長現象提供著重要的框架，經濟學家也樂(le) 於(yu) 接受其基本假設。可以說，該理論迄今在幫助人們(men) 認識現實中的增長現象，特別是理解增長源泉構成及其變化方麵發揮著主流作用。

然而，從(cong) 新古典增長理論出發的研究者在麵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奇跡時，特別是當試圖解釋這一增長的源泉時，往往感到力有不逮，反映出一旦被應用於(yu) 認識和解釋發展中國家的趕超實踐，這種理論出發點和分析框架盡顯捉襟見肘。這方麵，既不無典型又相當極端的例子是美國經濟學家揚(Alwyn Young)和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等針對中國經濟的研究和判斷。鑒於(yu) 這些結論以唱衰為(wei) 特點，筆者稱其為(wei) “克魯格曼一揚詛咒”(蔡防,2019a)。

①本文將解釋全要素生產(chan) 率與(yu) 勞動生產(chan) 率的相同及不同，並在不同場合分別按照其定義(yi) 使用這兩(liang) 個(ge) 生產(chan) 率名稱在沒有刻意需要區分的其他情況下.通常采用“生產(chan) 率’，這個(ge) 統稱。

以這兩(liang) 位經濟學家為(wei) 代表的研究認為(wei) ，中國在改革開放期間的經濟表現，與(yu) 此前他們(men) 共同批評的東(dong) 亞(ya) 經濟一樣，僅(jin) 僅(jin) 依靠資本和勞動投人驅動，而沒有得到生產(chan) 率提高的支撐，因而既不是什麽(me) 奇跡，也不可能長期持續(Young, 2003)。很顯然，他們(men) 無法解釋的是:中國何以能夠依靠資本和勞動的投入實現高速經濟增長，同時又不會(hui) 遭遇報酬遞減現象;在類似東(dong) 亞(ya) 和中國這樣的增長模式下，生產(chan) 率的進步究竟從(cong) 何而來。

在筆者以往的研究中，著重論證了人口紅利並非隻表現為(wei) 勞動力充分供給這一個(ge) 獨特的增長因素，而是體(ti) 現在增長理論所關(guan) 心的所有主要增長因素上麵，其中自然也包括生產(chan) 率的提高(Cai ,2015)。為(wei) 了回應新古典增長理論所不能解釋的問題，下麵主要強調兩(liang) 點結論。首先，在二元經濟發展特有的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資本報酬遞減現象可以被推遲，因此，直到經濟中剩餘(yu) 勞動力被吸收殆盡，資本形成始終可以對經濟增長做出重要的貢獻。其次，勞動力大規模從(cong) 低生產(chan) 率部門(農(nong) 業(ye) )向高生產(chan) 率部門(非農(nong) 產(chan) 業(ye) )轉移，帶來資源重新配置效率，是人口機會(hui) 窗口期全要素生產(chan) 率和勞動生產(chan) 率得以提高的特征性現象(蔡昉,2017)。

總體(ti) 來說，這樣的解釋既有充分的經驗支撐，也符合經濟理論的預期(如果不是從(cong) 過於(yu) 狹隘的理論假設出發的話)。也就是說，中國收獲人口紅利以及實現二元經濟發展的獨特表現，完美地診釋了在中國所處特定人口轉變階段和經濟發展階段支撐經濟增長的要素構成及特點、生產(chan) 率的來源和產(chan) 業(ye) 結構變化特征。

有趣的是，對東(dong) 亞(ya) 和中國增長模式持批評觀點的經濟學家在早期研究中堅持以勞動力短缺為(wei) 基本假設的新古典增長理論信條，從(cong) 未承認二元經濟、人口紅利和剩餘(yu) 勞動力的存在。然而，當這種“克魯格曼一揚詛咒”被中國經濟長達數十年的傑出表現證明破產(chan) 之後，克魯格曼卻給自己打圓場，稱中國經濟以前實現的高速增長靠的是劉易斯式的剩餘(yu) 勞動力轉移，而隨著這種源泉的式微，中國要想保持經濟繼續增長，除了轉變增長模式以提高全要素生產(chan) 率之外別無他途。這個(ge) 邏輯無疑是正確的。然而，他又毫無道理地宣稱，中國無法實現這個(ge) 必要的模式轉變(Krugman ,  2013 )。這可以算是“克魯格曼一揚詛咒”的一個(ge) 新版本。


撇除“克魯格曼一揚詛咒”及其新版本中帶有明顯偏見的部分，這樁學術公案的確提示我們(men) ，在人口紅利消失和比較優(you) 勢弱化以及麵對不確定的國際經濟環境的條件下，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新動能如何啟動，高質量發展所仰仗的生產(chan) 率源泉從(cong) 何處挖掘，無疑是在人口轉變和經濟發展的新階段上擺在我們(men) 麵前的不容回避的新課題。

2010年以來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的持續減少，標誌著中國高速經濟增長賴以支撐的人口紅利的消失，並由此導致GDP潛在增長率和實際增長率趨於(yu) 持續下行。經濟增長的減速產(chan) 生於(yu) 三方麵的因素，分別都是以往有利增長條件逆轉的結果。第一是勞動力供給條件的逆轉，即勞動力短缺和人力資本改善速度放緩〔第二是隨著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的逐漸消失，資本報酬遞減現象愈演愈烈、第三是通過勞動力轉移改善資源重新配置空間的明顯縮小。

與(yu) 經濟增長減速相伴，中國經濟也發生了一些結構性的變化，在顯現出一些積極方麵的特點的同時，帶來了在這個(ge) 發展階段上特有的挑戰。這包括:製造業(ye) 比較優(you) 勢的弱化，及其導致的製造業(ye) 比重下降;低效企業(ye) 不甘心退出經營而尋求政策保護，導致資源配置的僵化;勞動力從(cong) 高生產(chan) 率部門(製造業(ye) )向低生產(chan) 率部門(低端服務業(ye) )逆向轉移，造成資源配置的退化。如何阻斷這樣的過程，對於(yu) 中國經濟保持增長可持續性至關(guan) 重要，也是本文探討的主題。

本文餘(yu) 下部分安排為(wei) :第二部分揭示一個(ge) 經濟體(ti) 生產(chan) 率整體(ti) 提高的基本路徑，即在廣泛存在生產(chan) 率空間差異的條件下，通過要素向生產(chan) 率更高的地區、產(chan) 業(ye) 、行業(ye) 和企業(ye) 流動，形成生產(chan) 率趨同的態勢。第三部分把這個(ge) 生產(chan) 率提高的路徑概括為(wei) “熊彼特過程”和“庫茲(zi) 涅茨過程”，並揭示在中國經濟傳(chuan) 統比較優(you) 勢消失後這兩(liang) 個(ge) 過程顯現的逆轉及其產(chan) 生原因。第四部分對製造業(ye) 比重下降的條件成熟度進行分析，嚐試在描述現象的同時概括具有一般意義(yi) 的結論。第五部分從(cong) 一般和特殊兩(liang) 方麵闡釋穩定製造業(ye) 的意義(yi) ，並揭示中國經濟仍然存在著巨大的資源重新配置空間。第六部分為(wei) 結語，對如何穩定製造業(ye) 、提高生產(chan) 率和獲得新動能提出政策建議。

二、生產(chan) 率差異、趨同及階段特征

國家之間、地區之間、產(chan) 業(ye) 之間、行業(ye) 之間和企業(ye) 之間都存在著生產(chan) 率的差異。相應地，國際貿易、跨國和跨地區要素流動、產(chan) 業(ye) 和行業(ye) 的進人與(yu) 退出，以及企業(ye) 之間的優(you) 勝劣汰，都會(hui) 創造生產(chan) 率趨同的趨勢。雖然現實從(cong) 來不像經濟理論所預期的那樣，這種生產(chan) 率差異最終將趨於(yu) 消失，但是，生產(chan) 率差異的存在、縮小和再出現的整個(ge) 過程仍然是我們(men) 觀察經濟增長過程中生產(chan) 率提高的一個(ge) 有益角度。首先，生產(chan) 率趨同的過程同時也是生產(chan) 率提高的過程。因此，從(cong) 生產(chan) 要素流動的方向，即是否遵循生產(chan) 率由低到高的方向流動，可以判斷產(chan) 業(ye) 結構變化的過程是否健康，生產(chan) 率是否可以預期得到不斷提高，進而得出經濟增長是否長期可持續的認識。其次，生產(chan) 率趨同和提高的過程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具有相異的特點，因而對製度安排和政策調整提出不盡相同的挑戰。

在經濟學的經典文獻中，有兩(liang) 位著名經濟學家的思想和研究結論對於(yu) 認識生產(chan) 率趨同和提高的過程十分有幫助。一位是庫茲(zi) 涅茨(Simon Kuznets)。在他看來，產(chan) 業(ye) 結構變化的過程，譬如生產(chan) 要素特別是勞動力從(cong) 農(nong) 業(ye) 轉移到工業(ye) 和服務業(ye) 的過程，既可以產(chan) 生三個(ge) 產(chan) 業(ye) 之間生產(chan) 率趨同的效應，也同時提高國民經濟的整體(ti) 生產(chan) 率水平(西蒙·庫茲(zi) 涅茨,1985)。一方麵，這種產(chan) 業(ye) 結構變化的過程相對漫長;另一方麵，生產(chan) 要素從(cong) 低生產(chan) 率部門到高生產(chan) 率部門的重新配置，通常導致資本回報和勞動報酬的提高，因此，生產(chan) 率趨同和提高的這個(ge) 庫茲(zi) 涅茨過程具有“帕累托改進”的性質。更嚴(yan) 謹地說，如果製度安排恰當，參與(yu) 其中的市場主體(ti) 或者明顯受益，或者至少不會(hui) 受損。另一位是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他的分析邏輯中，企業(ye) 家的職能便是從(cong) 事創新活動，他們(men) 對生產(chan) 要素進行重新組合，既是在經濟衰退時保持自身生存的必須選擇，也從(cong) 衰退時期被淘汰企業(ye) 那裏得到賴以重新組合的生產(chan) 要素(約瑟夫·熊彼特，1990,1999)。因此，這個(ge) 生產(chan) 率提高的熊彼特過程不是一個(ge) “帕累托改進”過程，而是一個(ge) 有進有退、有生有死的優(you) 勝劣汰過程，也就是“創造性破壞”的過程。

由於(yu) 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上生產(chan) 率提高的方式不盡相同，而經濟發展階段又與(yu) 人口轉變階段密切相關(guan) ，因此，還可以結合兩(liang) 種階段性特點來觀察產(chan) 業(ye) 之間的生產(chan) 率差異和趨同過程，這樣可以同時發展和豐(feng) 富庫茲(zi) 涅茨和熊彼特的分析。值得說明的是，世界銀行對各國按人均GDP進行的分組與(yu) 按人口轉變階段進行的分組實際得出的相應組別具有高度相關(guan) 性，即前人口紅利、早期人口紅利、晚期人口紅利和後人口紅利四個(ge) 組別分別對應著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偏上收入和高收入四個(ge) 組別①。因此，觀察這幾個(ge) 不同人口轉變階段的產(chan) 業(ye) 生產(chan) 率及其關(guan) 係，有助於(yu) 更好地認識生產(chan) 率提高的發展階段特點。在圖1中，按照人口轉變的四個(ge) 階段，分別列出了各組平均的工業(ye) 勞動生產(chan) 率(勞均增加值)，以及農(nong) 業(ye) 和服務業(ye) 勞動生產(chan) 率相當於(yu) 工業(ye) 的百分比。

在前人口紅利階段，很多國家尚處於(yu) “經濟起飛”之前的發展水平，總體(ti) 上有著以傳(chuan) 統部門或農(nong) 業(ye) 經濟為(wei) 主體(ti) 的產(chan) 業(ye) 結構特征，農(nong) 業(ye) 勞動力比重高達52.6%，非農(nong) 產(chan) 業(ye) 特別是工業(ye) 發展水平很低。由於(yu) 農(nong) 業(ye) 中堆積著大量的剩餘(yu) 勞動力，勞動生產(chan) 率極為(wei) 低下，僅(jin) 相當於(yu) 工業(ye) 勞動生產(chan) 率的13.4%。一般來說.在這個(ge) 不發達的狀況下服務業(ye) 多為(wei) 日常生活服務行業(ye) ‘本質上屬於(yu) 傳(chuan) 統經濟部門.也是剩餘(yu) 勞動力的“蓄水池’，。因此，服務業(ye) 的勞動生產(chan) 率同樣低下，僅(jin) 為(wei) 工業(ye) 部門的46.9%。

在早期人口紅利階段，工業(ye) 化與(yu) 勞動力從(cong) 農(nong) 業(ye) 向外轉移這兩(liang) 個(ge) 過程同時發生，互為(wei) 條件且相互促進。以劉易斯假設的邊際生產(chan) 率為(wei) 零或負數的狀態為(wei) 基點，勞動力在多大程度上轉移出去，勞動生產(chan) 率就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提高。因此，隨著這時農(nong) 業(ye) 勞動力比重已經下降到34.6%，勞動生產(chan) 率相應提高，相對於(yu) 工業(ye) 勞動生產(chan) 率的百分比提高到17.8%的水平。與(yu) 此同時，由於(yu) 工業(ye) 部門仍然隻占較小的比重，雖然呈現高度的勞動密集型特點，創造的就業(ye) 機會(hui) 卻仍然有限，僅(jin) 吸納了全部勞動力的22.7%，因此，更多的勞動力轉移到傳(chuan) 統服務業(ye) 就業(ye) ，服務業(ye) 勞動力比重為(wei) 42.8%，勞動生產(chan) 率高達工業(ye) 的92.1 %。這時，工業(ye) 和服務業(ye) 的勞動生產(chan) 率比較接近，皆與(yu) 農(nong) 業(ye) 勞動生產(chan) 率拉開了距離。

在晚期人口紅利階段，農(nong) 業(ye) 勞動力比重進一步降低到22.5 %，農(nong) 業(ye) 勞動生產(chan) 率雖然有了較大的提高，但是仍然顯著低於(yu) 非農(nong) 產(chan) 業(ye) ，僅(jin) 為(wei) 工業(ye) 勞動生產(chan) 率的17.9%，可以說，農(nong) 業(ye) 勞動力轉移的任務尚未完成。由於(yu) 服務業(ye) 就業(ye) 比重大幅度提高到51.3%，勞動生產(chan) 率與(yu) 工業(ye) 的差距反而拉大，僅(jin) 為(wei) 後者的70.8%。這也意味著，進一步擴大工業(ye) 部門比重，無論勞動力是從(cong) 農(nong) 業(ye) 還是從(cong) 服務業(ye) 向工業(ye) 轉移，皆可獲得很大的生產(chan) 率收益。然而，在這個(ge) 發展階段，人口紅利已經呈現消失的跡象，製造業(ye) 的傳(chuan) 統比較優(you) 勢也相應減弱。在一些國家，製造業(ye) 出現了增速放緩和比重下降的情況，產(chan) 生了降低整體(ti) 勞動生產(chan) 率的效果。

在後人口紅利階段，所有三個(ge) 產(chan) 業(ye) 的勞動生產(chan) 率都處於(yu) 更高的水平，特別是服務業(ye) 勞動生產(chan) 率與(yu) 工業(ye) 進一步趨同，已經達到後者的92.3%。這時，非農(nong) 產(chan) 業(ye) 各部門之間的要素流動，無論遵循何種方向都是合理的，不會(hui) 大幅度損失整體(ti) 勞動生產(chan) 率。雖然平均而言，農(nong) 業(ye) 勞動生產(chan) 率仍然隻有工業(ye) 的38.5%，但是由於(yu) 農(nong) 業(ye) 就業(ye) 比重已經降低到僅(jin) 為(wei) 3.1%，不再具有顯著的經濟意義(yi) 。也就是說，生產(chan) 率仍然較低的農(nong) 業(ye) 並不一定是勞動者報酬低的產(chan) 業(ye) ，完全可能因價(jia) 格支持和補貼政策得到保護，或者隻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所以，農(nong) 業(ye) 勞動力轉移也不再能夠實質性地創造資源重新配置效率，起不到顯著提高整體(ti) 勞動生產(chan) 率的效果。

根據世界銀行的分組標準，中國目前處在晚期人口紅利階段，多數經濟指標也與(yu) 這一組的平均水平高度吻合〕例如，在人均GDP水平、國民經濟勞動生產(chan) 率、三個(ge) 產(chan) 業(ye) 的勞動生產(chan) 率及其相互關(guan) 係等方麵，中國都具有該組別的典型特征。不過，如果進一步觀察，中國仍有著一些特殊之處。一方麵，人均收人略高於(yu) 該組平均水平，國民經濟和三個(ge) 產(chan) 業(ye) 的勞動生產(chan) 率不顯著地低於(yu) 平均水平;另一方麵，由於(yu) 勞動力轉移不充分和統計口徑的因素，農(nong) 業(ye) 勞動力比重仍然顯著高於(yu) 晚期人口紅利組平均水平，同時，農(nong) 業(ye) 勞動生產(chan) 率低於(yu) 工業(ye) 和服務業(ye) 的程度，以及服務業(ye) 勞動生產(chan) 率低於(yu) 工業(ye) 的程度，也比該組平均水平表現得更為(wei) 顯著，見表1。

下文的分析將表明，中國在更細分的行業(ye) 之間，以及在行業(ye) 內(nei) 企業(ye) 之間進行資源重新配置的空間是巨大的。不過，從(cong) 迄今為(wei) 止的分析中我們(men) 已經可以得出一個(ge) 結論:由於(yu) 戶籍製度改革不到位造成城鎮化的不完全性，進而形成農(nong) 業(ye) 勞動力轉移的不充分性，即便在農(nong) 業(ye) 與(yu) 非農(nong) 產(chan) 業(ye) 之間，中國仍有較大的餘(yu) 地通過進一步轉移勞動力，並使就業(ye) 轉移與(yu) 居民身份的變化相一致，從(cong) 而繼續獲得資源重新配置效率。

三、生產(chan) 率提高的兩(liang) 個(ge) 過程及其反轉

中國收獲人口紅利的最主要表現是勞動密集型製造業(ye) 具有顯著的比較優(you) 勢和競爭(zheng) 優(you) 勢。一方麵，製造業(ye) 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十分顯著;另一方麵，製造業(ye) 產(chan) 品贏得了廣大的國際市場份額。從(cong) 20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製造業(ye) 得到迅速擴大，其增加值占GDP比重一度達到按國際標準衡量的不同尋常的高度，直至隨後相繼發生的比重徘徊和持續下降。如圖2所示，中國的製造業(ye) 比重於(yu) 1997年達到36.8%最高點之後，曾經曆過降低和反彈交織的徘徊，隨後在2006年36.3%的高點上再次一路降低，到2018年時僅(jin) 為(wei) 27.0%。

在相同力量的推動下，再加上國際金融危機以後全球化遭遇逆流等因素，中國製造業(ye) 的比較優(you) 勢逐漸式微，導致製造業(ye) 產(chan) 品出口相對下降。把一個(ge) 國家製造業(ye) 出口份額與(yu) 世界貿易同一份額之間的比率作為(wei) 製造業(ye) 的“顯示性比較優(you) 勢指數”，可以幫助我們(men) 從(cong) 國際比較和時間演變兩(liang) 個(ge) 視角來觀察比較優(you) 勢變化。由此來看，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製造業(ye) 的比較優(you) 勢就大幅度超過美國，自21世紀初加人WTO後則進一步加速提高，並於(yu) 2012年達到最高點的1.51，而同年美國為(wei) 1.15。此後，中國製造業(ye) 的顯示性比較優(you) 勢指數便開始大幅度降低。

製造業(ye) 比重下降和出口相對減少，都是這個(ge) 產(chan) 業(ye) 相對於(yu) 國民經濟整體(ti) 增長速度減慢的結果，其背後的驅動因素則是勞動年齡人口在2010年到達峰值之後，勞動力持續短缺導致的單位勞動成本上升。在這種情況下，一些生產(chan) 率不夠高、競爭(zheng) 力不夠強的企業(ye) 自然就遭遇到經營困難，麵臨(lin) 著被淘汰出局的命運。按照熊彼特式的創新理論，這個(ge) 時刻也恰恰是通過使這類企業(ye) 退出，同時讓那些在生產(chan) 率和競爭(zheng) 力上保持優(you) 勢的企業(ye) 乘勢而上，從(cong) 而通過重新組合生產(chan) 要素，在全社會(hui) 生產(chan) 率提高的基礎上實現產(chan) 業(ye) 升級換代的大好時機。然而，在現實中，出現的兩(liang) 種情形使得整體(ti) 生產(chan) 率特別是全要素生產(chan) 率不僅(jin) 難以提高，甚至還有下降的危險。

圖片

麵對越來越嚴(yan) 峻的競爭(zheng) 局麵，很多企業(ye) 深知已經不能憑一己之力改變被淘汰的命運，於(yu) 是以保持GDP增長從(cong) 而穩定稅收和就業(ye) 的借口尋求各種政策的保護，地方政府也往往采取為(wei) 企業(ye) 的貸款或獲得其他支持進行背書(shu) 的方式認可和回應這種尋求保護的合理性。此外，一些本該退出的企業(ye) 還會(hui) 以新成長投資者的麵目爭(zheng) 取並獲得產(chan) 業(ye) 政策的支持，用旨在鼓勵探索動態比較優(you) 勢的補貼和支持來維係低效率生存。這樣，原本應該退出市場經營的企業(ye) 仍在苟延殘喘。更有甚者，由於(yu) 退出機製不健全，甚至企業(ye) 自身和地方政府還心存僥(jiao) 幸，致使許多僵屍企業(ye) 也長期留在市場上，占用著寶貴的資源和要素，妨礙生產(chan) 要素的重新組合。

為(wei) 什麽(me) 這種低效率經營和僵屍企業(ye) 還能夠存在，何以人們(men) 對其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呢?一個(ge) 原因就是，靠著保護和補貼，或者刺激政策造成的寬鬆流動性，企業(ye) 可以獲得低成本資金，資本的價(jia) 格相應受到扭曲，從(cong) 而造成一個(ge) 暫時性的勞動生產(chan) 率提高假象。我們(men) 知道，勞動生產(chan) 率是指單位勞動投人帶來的產(chan) 出，通常可以通過三種方式提高勞動生產(chan) 率:一是提高資本勞動比，即用投人資本品的方式替代勞動，因此也被稱作資本深化;二是改善勞動者的人力資本票賦，以提高按照勞動者人數計算的產(chan) 出能力;三是提高既定要素投入的配置效率，即全要素生產(chan) 率。可見，在短期內(nei) 不能改善人力資本和提高全要素生產(chan) 率的情況下，的確可以通過加快資本對勞動的替代，在統計意義(yi) 上提高勞動生產(chan) 率。

然而，資本深化不能代替全要素生產(chan) 率的提高，由此獲得的勞動生產(chan) 率提高也難以持續。因為(wei) 這種意義(yi) 上的生產(chan) 率提高並不能真正增強企業(ye) 的競爭(zheng) 力，反而加速資本報酬遞減現象的發生，推動資本回報率的持續下降。根據許多經驗研究，日本在人口紅利消失和比較優(you) 勢變化之後，未能充分發揮創造性破壞的作用，造就了大量僵屍企業(ye) ，全要素生產(chan) 率不能得到提高;與(yu) 此同時，卻依靠保護和刺激政策人為(wei) 推動了資本深化。

根據理查德·達舍等(2017)對日本經濟的估算，在提高勞動生產(chan) 率的兩(liang) 個(ge) 因素，即資本深化和全要素生產(chan) 率之間，前者的作用在日本經濟陷人“失去的十年”中達到最突出的程度，後者的表現則乏善可陳。例如，在這兩(liang) 個(ge) 提高勞動生產(chan) 率的因素中，全要素生產(chan) 率的貢獻率在1970-1980年為(wei) 65.0% ,1980-1990年為(wei) 47.8% ,1990-2000年為(wei) 一1.0% , 2000-2010年為(wei) 59.8%,“亞(ya) 洲生產(chan) 率組織”的研究也表明，在日本平均勞動生產(chan) 率的提高中，資本深化的貢獻率從(cong) 1985-1991年的51%大幅度地提高到1991-2000年的94%，而同期全要素生產(chan) 率的貢獻率則從(cong) 37%直落到一15%(Asian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 2008)。

中國經濟增長的生產(chan) 率驅動力也顯現出陷人這種模式的跡象。例如，根據Kuijs(2010)的估算，全要素生產(chan) 率對中國勞動生產(chan) 率的貢獻從(cong) 1978-1994年的46.9%降到2005-2009年的31.8%，並預計將進一步降低為(wei) 2010-2015年的28.0%。也就是說，勞動生產(chan) 率的提高越來越多地依靠投資導致的資本深化。事後看，無論這個(ge) 研究的預測部分是否成真，都應該引起研究者和政策製定者的足夠重視。

在激烈的市場競爭(zheng) 中，終究有不少缺乏競爭(zheng) 力的企業(ye) 退出了經營，也就意味著退出了製造業(ye) ;同時，製造業(ye) 投資增量也由於(yu) 比較優(you) 勢弱化而減少。這都導致製造業(ye) 增加值占GDP比重的過快下降，成為(wei) 另一個(ge) 造成生產(chan) 率降低的因素。製造業(ye) 增長減速和份額下降，無論是造成勞動力流出的增加，還是導致新成長勞動力進人的減少，都意味著勞動力向非製造業(ye) 部門的重新配置。基本事實是，勞動力的確顯現出從(cong) 製造業(ye) 向服務業(ye) 重新配置的趨勢，相應導致生產(chan) 率的整體(ti) 降低。

由於(yu) 簡單引用官方公布的統計數據還不能直接檢驗中國產(chan) 業(ye) 結構變化趨勢是否具有降低整體(ti) 生產(chan) 率的傾(qing) 向，因此，需要對相關(guan) 數據進行一些處理。首先，由於(yu) 估算全要素生產(chan) 率需要建立計量模型，不是本文的目的，以下的討論著眼於(yu) 勞動生產(chan) 率。其次，從(cong) 國民經濟層麵觀察單位勞動力創造的GDP通常不會(hui) 看到勞動生產(chan) 率的下降趨勢〕這是因為(wei) ，即便資源重新配置具有降低生產(chan) 率的效果，也並不排斥總體(ti) 勞動生產(chan) 率仍在提高。因此，需要觀察製造業(ye) 和服務業(ye) 各自的勞動生產(chan) 率水平及其變化趨勢。囿於(yu) 數據可得性，分別以第二產(chan) 業(ye) 和第三產(chan) 業(ye) 的數據代替。最後，由於(yu) 勞動力統計中的一些口徑問題，很多研究者傾(qing) 向於(yu) 認為(wei) 中國存在著農(nong) 業(ye) 勞動力高估和非農(nong) 產(chan) 業(ye) 勞動力低估的情況，因此，這裏采用的數據是在一定的假設下對三個(ge) 產(chan) 業(ye) 勞動力數量進行重估的結果①。

農(nong) 業(ye) 勞動力數量減少及比重下降，以及第二產(chan) 業(ye) 和第三產(chan) 業(ye) 勞動力數量增加及比重提高，是改革開放時期勞動生產(chan) 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對1978-2015年中國經濟整體(ti) 勞動生產(chan) 率(勞均GDP)提高進行分解後發現，第一產(chan) 業(ye) 、第二產(chan) 業(ye) 和第三產(chan) 業(ye) 各自生產(chan) 率提高分別貢獻了13%,32%和11%,相加後的總貢獻率為(wei) 56%，而勞動力從(cong) 農(nong) 業(ye) 向第二產(chan) 業(ye) 及第三產(chan) 業(ye) 的轉移對勞動生產(chan) 率的提高做出了其餘(yu) 44%的貢獻(蔡防，2017 )


如圖3(a)所示，20世紀90年代以來，第二產(chan) 業(ye) 就業(ye) 增長就不如第三產(chan) 業(ye) 就業(ye) 增長那樣強勁;隨著製造業(ye) 比較優(you) 勢的弱化，在2012年以後第二產(chan) 業(ye) 就業(ye) 處於(yu) 絕對數量減少的態勢，對比之下，第三產(chan) 業(ye) 勞動力的增長很快〕從(cong) 圖3(b)看，20世紀90年代以來，第二產(chan) 業(ye) 的勞動生產(chan) 率不僅(jin) 大幅度高於(yu) 第三產(chan) 業(ye) ，而且呈現出差距持續拉大的趨勢。並且，以2006年製造業(ye) 比重開始下降時為(wei) 拐點，第二產(chan) 業(ye) 勞動生產(chan) 率的提高與(yu) 第三產(chan) 業(ye) 勞動生產(chan) 率的提高呈現出更加明顯的分化趨勢。這意味著，在勞動力按照從(cong) 製造業(ye) 向服務業(ye) 轉移的方向進行重新配置的情況下，國民經濟整體(ti) 勞動生產(chan) 率的提高會(hui) 受到阻礙。

圖片

按照熊彼特創新理論的邏輯，創造性破壞的過程正是一個(ge) 恰當的機製，在製造業(ye) 比較優(you) 勢弱化、企業(ye) 競爭(zheng) 加劇的條件下，通過讓低生產(chan) 率企業(ye) 退出甚至死亡，讓生產(chan) 率更高的企業(ye) 進人乃至擴大，促進整體(ti) 生產(chan) 率的提高。基於(yu) 美國的研究顯示，在發達和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企業(ye) 的進人與(yu) 退出、擴張與(yu) 萎縮這種創造性破壞機製本身對生產(chan) 率的提高可做出1/3到1/2的貢獻(Foster et al. ,2001; Foster et al. , 2008 )。按照我們(men) 把這種生產(chan) 率提高的過程稱為(wei) 熊彼特過程的相同邏輯，妨礙退出和保護落後乃至造就僵屍企業(ye) 的相反實踐，便是一種資源配置的僵化或逆熊彼特化。

同樣，庫茲(zi) 涅茨對曆史數據進行考察後發現，產(chan) 業(ye) 結構變化是遵循著生產(chan) 率由低到高的方向，通過勞動力和其他要素的轉移實現的。因此，正如我們(men) 把這樣的產(chan) 業(ye) 結構變化稱為(wei) 庫茲(zi) 涅茨過程的相同邏輯，由於(yu) 高生產(chan) 率部門萎縮而導致的勞動力等資源向低生產(chan) 率部門轉移，以致造成整體(ti) 生產(chan) 率降低的現象，便是一種資源配置的退化或逆庫茲(zi) 涅茨化。

四、製造業(ye) 比重下降的規律與(yu) 轉折點

一個(ge) 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在一個(ge) 處在諸如中國目前發展階段上的國家，可能導致生產(chan) 率下降的資源配置僵化和資源配置退化現象都可以追溯到製造業(ye) 比較優(you) 勢的式微和比重的下降。那麽(me) ，是否製造業(ye) 比重應該永遠處於(yu) 上升的過程，或者可以穩定在一個(ge) 高位不再變化呢?從(cong) 宏觀層麵對各國的製造業(ye) 比重進行觀察，例如，在圖4中匯總並展示的麵板數據關(guan) 係中似乎並不能得出什麽(me) 直接且確定的結論。事實上，一個(ge) 國家的製造業(ye) 發展水平從(cong) 而在GDP中的比重並不是僅(jin) 僅(jin) 由人均收人水平線性決(jue) 定，而是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撇開其他情況不說，在人均收人很高的國家行列中就不乏依靠特殊的資源享賦致富的國家。此外，處於(yu) 人口機會(hui) 窗口期但未能使製造業(ye) 得以充分發展的情形也不乏其例。

不過.考慮到國家之間在資源享賦、曆史地理以及人均收人等方麵的天壤之別.作為(wei) 一個(ge) 描述性的統計展示，圖4顯示出的粗略關(guan) 係也屬差強人意。對於(yu) 圖中反映人均GDP與(yu) 製造業(ye) 比重之間關(guan) 係的這個(ge) 三項式趨勢線，可以結合其他經驗進行一些簡單的解讀〔。首先，可以把人均GDP在10000美元以下的國家排斥在考查範圍之外，因為(wei) 這些國家的製造業(ye) 比重分布僅(jin) 僅(jin) 反映國家之間的產(chan) 業(ye) 發展差異，而不存在什麽(me) 變化規律。並且，由於(yu) 這些國家製造業(ye) 比重如此懸殊，難以納人規律性變化的分析範圍。其次，當主要觀察人均GDP在 10000美元以上國家的情形時，規律性變得明朗了許多，此時仍可以忽略那些數量不在少數的極端值，而進一步集中觀察那些高密度聚集在一起的國家。於(yu) 是，得到一條倒U形曲線。最後，由此可以看到，至少要到按2010年不變價(jia) 計算的人均GDP達到約20000美元，即進人相對穩定的高收人發展階段時，製造業(ye) 比重從(cong) 上升到下降的轉折才成為(wei) 一種符合大數規律的現象。

可見，從(cong) 統計上和現實中觀察到的製造業(ye) 比重下降現象，既可能是在較高工業(ye) 化階段上產(chan) 業(ye) 結構自然演進的結果，也可能是條件尚未成熟時的過早“去工業(ye) 化”。許多曾經取得製造業(ye) 發展重要地位的國家已經經曆過製造業(ye) 比重下降的過程，其中的經驗和教訓值得引以為(wei) 鑒。下麵選取幾個(ge) 較典型的國家進行比較，從(cong) 中進一步領會(hui) 應該吸取的經驗和教訓。

這裏主要從(cong) 經濟發展水平和結構特征的角度著眼，理解製造業(ye) 比重下降時應該具有怎樣的條件成熟度。首先，把世界銀行分組的人均GDP水平，以及效果大體(ti) 相同的人口轉變階段特征作為(wei) 發展階段特征。其次，以各產(chan) 業(ye) 的相對份額，如三個(ge) 產(chan) 業(ye) 的產(chan) 值比重和就業(ye) 比重作為(wei) 產(chan) 業(ye) 結構特征。此外，鑒於(yu) 很多因素難以從(cong) 統計數字中看到，還需要追溯一下相關(guan) 國家在製造業(ye) 比重下降後的總體(ti) 經濟發展表現。

那些製造業(ye) 比重下降具有水到渠成性質的國家，在製造業(ye) 比重由升到降的轉折點上，人均GDP已經達到高收人國家的標準，農(nong) 業(ye) 占GDP比重降到很低的水平;在比重下降之後，製造業(ye) 實現了升級換代，在全球價(jia) 值鏈中的位置加快提升，整體(ti) 經濟的勞動生產(chan) 率持續提高，其中很多國家至今保持著發達的製造業(ye) 大國地位。例如，製造業(ye) 比重分別於(yu) 1953年和1970年開始下降的美國和日本，雖然也顯現出實體(ti) 經濟萎縮的趨勢，但總體(ti) 來說便屬於(yu) 這種類型。

那些製造業(ye) 比重下降具有早熟性質的國家，在製造業(ye) 比重下降的時點上，以人均GDP衡量仍然處於(yu) 中等偏上收人階段，農(nong) 業(ye) 比重依然偏高;並且在製造業(ye) 比重下降之後，產(chan) 業(ye) 升級換代並不成功，國際競爭(zheng) 力顯著下降，勞動生產(chan) 率的提高速度不足以支撐經濟的持續增長。以人均GDP標準來判斷，許多此類國家迄今沒有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製造業(ye) 比重同時於(yu) 1974年開始下降的阿根廷和巴西即為(wei) 這方麵的典型，同時也被普遍認為(wei) 是陷人中等收人陷阱國家的代表。

這樣，可以歸納幾條具有普遍性的結論。首先，人均GDP作為(wei) 一個(ge) 標誌性指標，揭示出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傳(chuan) 統比較優(you) 勢迅速弱化，高速工業(ye) 化的源泉逐漸式微，在轉向以創新和升級為(wei) 內(nei) 涵的工業(ye) 化階段的同時，製造業(ye) 比重的下降具有必然性。其次，農(nong) 業(ye) 比重下降到足夠低的水平，說明一個(ge) 國家不再存在農(nong) 業(ye) 剩餘(yu) 勞動力轉移的壓力，同時服務業(ye) 也處於(yu) 較高的價(jia) 值鏈地位，因此，製造業(ye) 比重的下降不會(hui) 導致生產(chan) 率的降低。最後，製造業(ye) 比重的下降，絕不意味著該產(chan) 業(ye) 的重要性從(cong) 此降低，相反，新的工業(ye) 化階段對製造業(ye) 攀升價(jia) 值鏈階梯提出更高的要求。

比照上述國際經驗，中國製造業(ye) 比重的下降無疑具有早熟的性質。在1997年製造業(ye) 比重達到最高點時，按照2010年不變價(jia) 計算，中國的人均GDP僅(jin) 為(wei) 1443美元，剛剛進入中等偏下收人國家行列;2006年製造業(ye) 比重開始持續性下降時，人均GDP也隻有3069美元，仍處中等偏下收人國家行列。在這兩(liang) 個(ge) 年份上，農(nong) 業(ye) 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別高達17.9%和10.6%，農(nong) 業(ye) 勞動力比重分別為(wei) 49.9%和42.6% 0 2018年中國在人均GDP達到7807美元時，製造業(ye) 比重降到了27.0%，農(nong) 業(ye) 產(chan) 值比重為(wei) 7.00}0，農(nong) 業(ye) 勞動力比重仍然高達26.1 %)從(cong) 發展階段和產(chan) 業(ye) 結構特征看，2018年的中國十分類似於(yu) 阿根廷和巴西在1974年製造業(ye) 比重開始下降時的水平。這就是說，即便考慮到中國的製造業(ye) 比重過高，需要做出一定程度調整的情況，目前達到的這個(ge) 製造業(ye) 比重仍然應該作為(wei) 一個(ge) 警戒線，需要遏製其繼續下降的趨勢。

五、為(wei) 什麽(me) 需要以及如何穩定製造業(ye)

產(chan) 業(ye) 結構的演變遵循從(cong) 傳(chuan) 統農(nong) 業(ye) 經濟占主導，經過工業(ye) 化和城市化過程，進人現代經濟增長，最終進人後工業(ye) 化社會(hui) 這樣一個(ge) 軌跡，曾經為(wei) 人們(men) 廣泛接受。現實中，產(chan) 業(ye) 結構的實際演進過程也確實顯示出從(cong) 農(nong) 業(ye) 到工業(ye) 再到服務業(ye) 的轉變，使經濟學家和決(jue) 策者將其看作是應該遵循的結構變革方向。例如，按照世界銀行的人口轉變階段和人均GDP水平兩(liang) 種劃分方法，都可以從(cong) 橫截麵數據中觀察到，較低發展階段以農(nong) 業(ye) 經濟為(wei) 主，隨著發展水平提高，工業(ye) 經濟比重逐漸提高，隨後在更高的發展階段轉向服務經濟這樣的總體(ti) 趨勢(見表1)。

然而，這個(ge) 加總的常態結構模式顯然遠遠不足以涵蓋內(nei) 容豐(feng) 富的各國發展經驗。近年來，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提供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去工業(ye) 化、產(chan) 業(ye) 空心化、脫實向虛，並具體(ti) 表現為(wei) 製造業(ye) 比重過快和過度下降的產(chan) 業(ye) 結構變化趨勢，造成國家經濟增長乏力、勞動力市場兩(liang) 極化、收人差距擴大、中產(chan) 階級萎縮等經濟社會(hui) 問題，並且積重難返，以致誘導出國內(nei) 的民粹主義(yi) 政策傾(qing) 向，進而演變為(wei) 國際關(guan) 係中的反全球化、保護主義(yi) 和單邊主義(yi) 等傾(qing) 向，推動了全球化逆流。

鑒於(yu) 這些問題的出現和人們(men) 對其根源認識的加深，在學術界和政策研究領域，人們(men) 開始對這些現象進行反思，特別是對於(yu) 製造業(ye) 在一個(ge) 國家經濟整體(ti) 中的地位，人們(men) 有了新的認識。其中，無疑既有科學的分析，也不乏矯枉過正的訴求，甚至地緣政治的考慮①。結合國際經驗教訓和中國麵臨(lin) 的挑戰，通過以下分析和綜合，可以提出為(wei) 什麽(me) 中國需要穩定製造業(ye) 比重的若幹理由。

備注：①論證製造業(ye) 對於(yu) 一個(ge) 國家的重要性，並且同時表現出分析上的合理性和偏執性的一項研究，可參見瓦利一拉夫·斯米爾(2014)

 (1)製造業(ye) 同時是創新誘導型產(chan) 業(ye) 和誘導創新型產(chan) 業(ye) 。製造業(ye) 是大多數科技創新的孵化基地和應用領域，因而通常也是生產(chan) 率提高最快的產(chan) 業(ye) 。在熊彼特看來，經濟發展的本質就是創新，具體(ti) 體(ti) 現為(wei) 引進新的產(chan) 品或產(chan) 品特性、采用新的生產(chan) 方法、開拓新的產(chan) 品市場、獲得或者控製新的原材料或中間產(chan) 品，以及通過壟斷或打破壟斷執行新的組織方式(約瑟夫·熊彼特，2009)。從(cong) 工業(ye) 革命以來的經濟史看，引起產(chan) 業(ye) 革命和產(chan) 業(ye) 發展的創新活動大都率先發生在製造業(ye) ，進而滲透到其他產(chan) 業(ye) 中。從(cong) 正在興(xing) 起的新科技革命和人類麵臨(lin) 的現實挑戰看，無論是數字經濟發展中的數字產(chan) 業(ye) 化還是產(chan) 業(ye) 數字化，無論是應對氣候變化提出的能源革命還是碳捕獲技術要求，也都必然建立在高水平的製造業(ye) 基礎之上。

(2)製造業(ye) 是通過資源和要素的重新配置，提高全要素生產(chan) 率和勞動生產(chan) 率的中樞環節，因而也是新的產(chan) 業(ye) 、行業(ye) 和部門得以衍生、擴張的“溫床”。製造業(ye) 乃至工業(ye) 以更高的生產(chan) 率吸引農(nong) 業(ye) 轉移勞動力和其他要素，在自身擴張的同時對國民經濟整體(ti) 生產(chan) 率提高做出貢獻。與(yu) 此同時，製造業(ye) 也通過自身提出的需求促進生產(chan) 性服務業(ye) 的分離和發展，成為(wei) 創造新的提高生產(chan) 率空間的產(chan) 業(ye) 基礎。可見，紮實的製造業(ye) 基礎和具有滲透性的資源重新配置符合庫茲(zi) 涅茨過程的產(chan) 業(ye) 演進路徑。

對中國來說，製造業(ye) 的發展還遠沒有耗竭資源重新配置的源泉。截至目前，多數情況下還是在第一產(chan) 業(ye) 、第二產(chan) 業(ye) 和第三產(chan) 業(ye) 的分類下討論資源配置問題。然而，這個(ge) 分類隻是一個(ge) 相當粗略的框架。根據國家製汀的《國民經濟行業(ye) 分類》標準(GB/T 4754-2017)，製造業(ye) 屬於(yu) 從(cong) A到T共20個(ge) 門類之中的C類，在其之下分別還有包括序號13-43共30個(ge) 兩(liang) 位數大類、更多的三位數中類，以及成倍增加的四位數小類。在所有這些分類中，行業(ye) 之間都存在著生產(chan) 率的差異從(cong) 而資源重新配置的空間。此外，即便在最細的行業(ye) 分類之中，企業(ye) 之間的生產(chan) 率差異也很大，仍有資源重新配置的巨大空間。

此前，已經從(cong) 最宏觀的層次得出結論，在第一產(chan) 業(ye) 、第二產(chan) 業(ye) 和第三產(chan) 業(ye) 之間勞動生產(chan) 率仍然存在的巨大差異(見圖3)，無疑意味著資源重新配置遠未到位〔從(cong) 最微觀的層次看，經濟學家很久以來便注意到，由於(yu) 存在資源重新配置的障礙，中國工業(ye) 企業(ye) 之間的資源配置不盡合理，資本邊際生產(chan) 率和勞動邊際生產(chan) 率在一個(ge) 部門內(nei) 的企業(ye) 之間皆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也就意味著巨大的重新配置空間。例如，謝長泰等人的研究表明，一旦中國工業(ye) 企業(ye) 之間的要素邊際產(chan) 出差異縮小到美國的水平，中國工業(ye) 的全要素生產(chan) 率能夠以高達30%-50%的幅度得到提高(Hsieh and Klenow,2009)。從(cong) 相對中觀的層次也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利用2004年、2008年、2012年和2018年中國進行的三次經濟普查數據，可以計算40餘(yu) 個(ge) 工業(ye) 行業(ye) 的勞動生產(chan) 率差異，結果表明，這四個(ge) 經濟普查年份的行業(ye) 生產(chan) 率變異係數分別為(wei) 0.901,0.848 ,0.834和0.961。在長達十餘(yu) 年的時間裏，這種生產(chan) 率差異並沒有得到縮小，不僅(jin) 表明在這個(ge) 分類層次中資源重新配置尚有極大的空間，而且這個(ge) 結論可以推及其他分類層次。

深化資源重新配置以提高生產(chan) 率的過程，既有利於(yu) 穩定製造業(ye) 比較優(you) 勢從(cong) 而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也可以為(wei) 未來的產(chan) 業(ye) 結構優(you) 化升級創造紮實的生產(chan) 率基礎。相應地，製造業(ye) 的穩定和發展自身就是一個(ge) 由大至深到強的產(chan) 業(ye) 演進過程，是比較優(you) 勢過早喪(sang) 失、製造業(ye) 比重早熟型降低這一現象的替代情景。在這一情景下，呈現從(cong) 人口機會(hui) 窗口期製造業(ye) 比重持續提高、比較優(you) 勢得以充分發揮，演進到穩定製造業(ye) 比重、深化資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產(chan) 率，及至為(wei) 產(chan) 業(ye) 不斷創新、升級換代並塑造大國重器創造條件的完整曆程。

(3)製造業(ye) 是激勵人力資本積累、培育中等收人群體(ti) 的產(chan) 業(ye) 基礎。製造業(ye) 本身具有較長的價(jia) 值鏈條，對勞動者技能產(chan) 生多樣性和不斷更新的需求，不僅(jin) 創造出勞動者、家庭、企業(ye) 和社會(hui) 對人力資本投資的激勵，也引導社會(hui) 形成終身學習(xi) 體(ti) 係和有效培訓機製。在正確的激勵信號下，製造業(ye) 勞動者也可以通過不斷提高勞動技能和就業(ye) 適應力提高自身就業(ye) 的穩定性，通過工資的增長分享生產(chan) 率提高的成果，由此便形成不斷擴大的中等收人群體(ti) 。也可以說，製造業(ye) 的發展和就業(ye) 擴大有利於(yu) 推動創新、共享和激勵的統一。

(4)製造業(ye) 是形成國內(nei) 大循環為(wei) 主體(ti) 、國內(nei) 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新發展格局的產(chan) 業(ye) 依托。雖然在全球化環境下服務貿易方興(xing) 未艾，一改以往的非貿易性產(chan) 業(ye) 特征，但是，製造業(ye) 則從(cong) 其誕生之日起就被打上了可貿易行業(ye) 的“胎印”，對企業(ye) 間、部門間、行業(ye) 間、地區間和國際分工從(cong) 來便有很高的要求，生產(chan) 者預期通過發揮比較優(you) 勢或規模經濟優(you) 勢從(cong) 分工和貿易中獲益。因此，製造業(ye) 的穩定發展，並借助價(jia) 值鏈的深化廣泛參與(yu) 世界分工，有利於(yu) 促進和維護經濟全球化。

與(yu) 此同時，製造業(ye) 發展對於(yu) 擴大國內(nei) 需求、促進國內(nei) 經濟大循環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yi) 。不僅(jin) 投資品主要由製造業(ye) 特別是裝備製造業(ye) 提供，居民消費的物質產(chan) 品如衣食住行也大部分依靠製造業(ye) 產(chan) 品。在收人提高的基礎上，居民消費的不斷升級和深化必然對製造業(ye) 的產(chan) 品創新，從(cong) 而技術創新和設計理念更新提出新的要求，在加大對製造業(ye) 創新發展的激勵力度的同時，也為(wei) 製造業(ye) 的生產(chan) 率提高創造了新的空間。

 六、結語和政策建議

人們(men) 往往傾(qing) 向於(yu) 認為(wei) ，隨著發展階段轉變而發生的比較優(you) 勢變化隻是改變了生產(chan) 要素的供給特征，因而削弱資本和勞動等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能力。於(yu) 是，隻需轉向依靠生產(chan) 率提高的增長模式，經濟增長自然可以持續。這樣說或許並沒有什麽(me) 錯誤，但是由於(yu) 這個(ge) 說法頗有語焉不詳之失，既沒有指出生產(chan) 率實際上也隨著比較優(you) 勢弱化而趨於(yu) 減速，也沒有對新增長模式的內(nei) 涵做出任何說明，因此難以從(cong) 中得出明確的政策含義(yi) 。


認識到資源配置僵化和資源配置退化是在中國所處的這個(ge) 發展階段上生產(chan) 率增長減速的主要原因，便可以得出明確的政策結論:一方麵，讓創造性破壞機製充分發揮作用，可以打破資源配置僵化的格局;另一方麵，在穩定製造業(ye) 比重的前提下推動產(chan) 業(ye) 結構升級換代，是防止資源配置退化的關(guan) 鍵。

中國資源重新配置的空間仍然巨大，也就是說生產(chan) 率提高的潛力十分顯著。中國製造業(ye) 比重發生早熟型下降趨勢，與(yu) 勞動力過早出現短缺現象有密切的關(guan) 係。在2004年中國跨過劉易斯轉折點之後，農(nong) 業(ye) 勞動力比重仍然較高。但是，由於(yu) 城鎮化具有非常規的性質，被統計為(wei) 城鎮居民的農(nong) 民工並沒有獲得城鎮戶口，其勞動力供給和消費都是不充分的，不僅(jin) 使勞動力短缺現象出現得過早和過急，產(chan) 生對比較優(you) 勢不利的影響，也導致消費不能伴隨著工資上漲而相應擴大，國內(nei) 消費市場沒有能夠對製造品產(chan) 生足夠的需求。也就是說，中國製造業(ye) 傳(chuan) 統比較優(you) 勢的減弱發生得太快了，在尚未來得及探索新的比較優(you) 勢的情況下製造業(ye) 比重就提前下降了。因此，防止過早的去工業(ye) 化現象發生，一方麵是為(wei) 了給製造業(ye) 向技術密集型高端升級、農(nong) 業(ye) 剩餘(yu) 勞動力轉移、服務業(ye) 發展和勞動生產(chan) 率提高留出足夠的時間;另一方麵是為(wei) 了集中創新核心技術、提升核心競爭(zheng) 力，給在產(chan) 業(ye) 更高端獲得新的全球價(jia) 值鏈位置以充分的空間。

然而，傳(chuan) 統比較優(you) 勢的喪(sang) 失也的確意味著與(yu) 勞動力大規模轉移的時代相比，未來的資源重新配置空間顯著縮小了，難度明顯加大了。一個(ge) 突出的表現就是，要素和資源在第一產(chan) 業(ye) 、第二產(chan) 業(ye) 和第三產(chan) 業(ye) 之間的重新配置，是一個(ge) 勞動者得到更高的收人與(yu) 經濟整體(ti) 提高生產(chan) 率相統一的過程，因而也是一種不會(hui) 對任何一方造成損失的“帕累托改進”〕然而，在更深的層次上通過創造性破壞機製重新配置資源，則意味著不僅(jin) 在競爭(zheng) 性的市場上會(hui) 產(chan) 生“贏家”和“輸家”，還會(hui) 波及不是市場競爭(zheng) 直接參與(yu) 者的其他群體(ti) ，如在競爭(zheng) 的市場主體(ti) 中受雇的工人。無論是真正的“輸家”也好，還是預期在競爭(zheng) 中直接或間接受損的群體(ti) 也好，或者有責任對這些群體(ti) 進行保護的社會(hui) 也好，往往不能形成與(yu) 實際的或潛在的“贏家”相兼容的激勵，天生地缺乏積極推進相應的改革、擁抱創造性破壞的動機。

的確，在不存在“帕累托改進”空間的情況下，推動改革會(hui) 麵對激勵不相容、免費搭車、推進動力不足甚至遭到既得利益抵製的難題。然而，這個(ge) 問題並不是無解的，因而也不是延誤改革的充分理由。鑒於(yu) 推進改革和加強競爭(zheng) 可以通過對生產(chan) 率潛力的深度挖掘，顯著提高GDP潛在增長率，贏得真金白銀的改革紅利，因此，完全有條件采取“希克斯一卡爾多改進”方式，在改革所涉及的所有參與(yu) 方之間合理地分擔改革成本、分享改革收益，實現激勵相容。實際上，加強頂層設計這個(ge) 改革原則，本身就包含著進行激勵機製設計的要求。從(cong) 促進創造性破壞和穩定製造業(ye) 比重，從(cong) 而提高全要素生產(chan) 率、獲得經濟增長新動能這樣的要求出發，設計一個(ge) 與(yu) 共同富裕目標相一致、符合經濟理論預期、實踐中切實可行的激勵機製，應該把競爭(zheng) 政策、產(chan) 業(ye) 政策和社會(hui) 政策有機結合起來。這就需要改變關(guan) 於(yu) 這三種政策類型的傳(chuan) 統觀念。

長期以來，在經濟理論和政策研究中存在的傳(chuan) 統觀念認為(wei) 公平與(yu) 效率之間具有魚與(yu) 熊掌不可兼得的關(guan) 係。雖然人們(men) 並不認為(wei) 兩(liang) 者之間必然是非此即彼的關(guan) 係，卻通常會(hui) 假設兩(liang) 者之間至少是此消彼長的關(guan) 係。因此，在政策製定和執行中，決(jue) 策者隻能在兩(liang) 者之間進行取舍抉擇，也就意味著讓兩(liang) 個(ge) “好東(dong) 西”都不能百分之百地“物盡其用”。按照這種思路，促進充分競爭(zheng) 、引導和扶持產(chan) 業(ye) 發展與(yu) 社會(hui) 政策保護之間，取舍的結果便會(hui) 使政策組合產(chan) 生效果的衰減，甚至常常不能得乎其中。於(yu) 是，這三類政策似乎形成一種“不可能三角”。然而，在公平與(yu) 效率關(guan) 係上，一些國家探索得來的成功經驗，以及更多國家付出的慘痛代價(jia) 都足以提示我們(men) ，已經到了摒棄這種傳(chuan) 統觀念的時候。這裏可以得出的結論是，總結實踐中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從(cong) 觀念上打破這種取舍思維，在政策製定和實施中進行精細的頂層設計，就可以突破這種政策不兼容性。因此，決(jue) 策的方向應該著眼於(yu) 打破競爭(zheng) 政策、產(chan) 業(ye) 政策和社會(hui) 政策“不可能三角”理念，著力形成三足鼎立的政策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