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名叫膺東(dong) ，生於(yu) 1915年。那年的大事是日本帝國主義(yi) 侵略中國。趁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機，日本帝國主義(yi) 向袁世凱政府提出旨在獨占中國的秘密條款——“二十一條”。5月7日日本提出最後通牒。25日袁世凱在北京簽訂了喪(sang) 權辱國的《關(guan) 於(yu) 南滿洲及東(dong) 部內(nei) 蒙古之條約》、《關(guan) 於(yu) 山東(dong) 之條約》。當時激起全國人民大規模的反日愛國運動，把5月7日稱為(wei) “國恥紀念日”。父親(qin) 因此給我起了“膺東(dong) ”這個(ge) 小名，寓意是滿腔義(yi) 憤打擊東(dong) 洋——日本帝國主義(yi) 。

1933年，王大珩與(yu) 父母弟妹合影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次年，爆發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導致中國代表拒絕在具有侵犯中國主權內(nei) 容的巴黎和約上簽字。德國作為(wei) 戰敗國，原來侵占青島及山東(dong) 的權益算是交還了中國。

1926年，日本軍(jun) 艦駛進天津大沽口，炮擊我國軍(jun) 民，被守軍(jun) 擊退，日本竟聯合英美等八國，向北京軍(jun) 閥執政段祺瑞提出拆除大沽口國防設施等無理要求。為(wei) 此，3月18日北京群眾(zhong) 聚會(hui) 遊行抗議，要求拒絕八國通牒，竟遭開槍射擊，當場死47人，傷(shang) 150餘(yu) 人，稱“三一八慘案”。至今有關(guan) 學校還保留著死難烈士紀念碑。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占東(dong) 北。東(dong) 北學生大批流亡關(guan) 內(nei) ，“我的家在東(dong) 北鬆花江上，……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xiang) ?……”那深沉而悲壯的旋律，激蕩著我的愛國熱情。難忘的《鬆花江上》那支歌，是我最愛唱的歌曲。

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經過多年壓抑的中國人民，第一次喊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yi) ”的口號。

1936年，我在清華大學畢業(ye) 。由老師帶領同學南下作修學旅行。在火車途經天津時，遇到一夥(huo) 日本浪人，竟野蠻地把我們(men) 乘客從(cong) 客車上趕下來，裝上他們(men) 的走私貨物。這時，我們(men) 已嚐到了做亡國奴任人宰割的滋味，終生難忘啊!

王大珩與(yu) 清華同學的合影

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zheng) 爆發。接著是“八一三”上海保衛戰。這時，我第一次聽到《義(yi) 勇軍(jun) 進行曲》，“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men) !把我們(men) 的血肉，築成我們(men) 新的長城!……”。當時我參加了國民黨(dang) 政府的兵工工作，由於(yu) 抗日失利，從(cong) 南京撤退到長沙。我和群眾(zhong) 一起唱著“把我們(men) 的血和肉，去拚掉敵人的頭……”，“犧牲已到最後關(guan) 頭……”。那正是日本侵略軍(jun) 占領了南京，進行殘暴的大屠殺的時候。

1937年，王大珩在清華大學

我的青少年時代，就是在日本帝國主義(yi) 侵略、蠶蝕中國的曆史環境中度過的。

1938年，我有機會(hui) 考取了中英“庚款”留英公費生。整個(ge) 抗日戰爭(zheng) 和第二次大戰時期，我是在英國度過的。我留學的專(zhuan) 業(ye) 是應用光學。這決(jue) 定了我終身的誌趣和事業(ye) 。

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王大珩

在強權政治的世界環境中，光學的前沿技術，由於(yu) 軍(jun) 事上的需要，一直被各國視為(wei) 要害技術，競相強化，竭盡保密之能事。其中突出的有如光學玻璃的製造技術。本世紀初，由德國光學名家阿貝(Abbe)和化學家肖特(Schott)合作，擴展了光學玻璃性能的新領域——重鋇玻璃係列。英國傳(chuan) 統上則有著名的法拉第 (Faraday)研究光學玻璃的曆史。由於(yu) 保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也被迫自己解決(jue) 製造光學玻璃的奧秘，戰後發表了世界第一本光學玻璃製造專(zhuan) 著。帝俄在第一次大戰初期，也曾以同盟關(guan) 係派人到英國學習(xi) 光學玻璃製造，但未得要領。十月革命成功後，列寧的第一個(ge) 科學建樹就是成立了國家光學研究所，最初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掌握了光學玻璃製造技術。

正是因為(wei) 受到這種國際環境的啟示，在學習(xi) 應用光學，獲得碩士學位接近完成博士研究的時候，我的英國同學漢德告訴我，英國昌斯玻璃公司，急需一位懂應用光學專(zhuan) 業(ye) 科研人員，擔任新型光學玻璃開發研究工作。這真是一個(ge) 難得的機遇，我的祖國是多麽(me) 需要這種技術啊。為(wei) 了能學到製造光學玻璃的真實本領，要抓住二次大戰的時機。我毅然放棄獲得學位的機會(hui) ，經英國同學的介紹，離開學校，到英國昌斯玻璃公司工作。

我在這家公司實驗室工作了五年，職務是物理師。在那裏我學會(hui) 了如何從(cong) 事研究開發工作。雖然不許我進入生產(chan) 車間，但因為(wei) 實驗室既是產(chan) 品質量的控製中心，又是進行新技術、新產(chan) 品開發的源地，所以對生產(chan) 的組織形式，以及生產(chan) 光學玻璃的要害問題能有足夠的了解。

王大珩在英國時的學習(xi) 手劄

所謂開發研究，就是要改進現有生產(chan) 工藝，提高質量，發展新品種，同時研究為(wei) 應用開發所需的基礎性問題，我作為(wei) 既有應用光學基礎知識，又具備一定矽酸鹽知識的物理工作者，從(cong) 事這類工作，理論和實驗結合，如魚得水。我進行了200多堝的玻璃熔煉實驗，為(wei) 發展新品種光學玻璃掌握了一定主動權，發展出稀土玻璃係列，並獲得兩(liang) 項專(zhuan) 利。為(wei) 了快速測量並提高測量玻璃光性的精確度，我創研了V-棱鏡折光儀(yi) ，而且成為(wei) 商品，現已成為(wei) 測量光學材料光性的經典儀(yi) 器。我還不懈地研究了玻璃的熱處理性質，這是保證光學玻璃精密退火以得到物理均勻性的理論基礎。

在那些年裏，我是受雇於(yu) 人，出賣自己的智慧，為(wei) 別人出成果、效益的。然而可以自慰的是，我除了學到保密性很強的光學玻璃製造的要害技術，還學會(hui) 了一套從(cong) 事應用研究和開發工作的思路和方法，特別是講求經濟實效的意識。這對我回國後從(cong) 事新技術創業(ye) 和應用研究的開發工作，有著深刻的意義(yi) 。

1948年，我回到了闊別10年的祖國。新中國成立以來，由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建設的需求，得以很好地發揮我的專(zhuan) 長。使我引為(wei) 自豪的是為(wei) 國家做了一些創業(ye) 性的工作。

我在1949年3月28日到達老解放區大連市，參加大連大學應用物理係的創建工作。這是黨(dang) 創辦的第一所正規大學，為(wei) 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培養(yang) 建設人才。

當時的物質匱乏，辦學條件是極困難的，學生做實驗沒有儀(yi) 器設備。為(wei) 了給學生創造學習(xi) 條件，我和教師們(men) 親(qin) 自動手製作，許多實驗儀(yi) 器器材隻能到舊物市場去找，邊開實驗邊製作。經過努力在一年之內(nei) ，建成兩(liang) 個(ge) 同時容納130人的普通物理實驗室，能進行30種物理實驗。滿足了全校工學院和醫學院學生的物理實驗需要。

這個(ge) 時期的教學，鍛煉了我對創業(ye) 工作的自信。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幾個(ge) 部委的領導提出，設立中國科學儀(yi) 器研製機構的建議，決(jue) 定在中國科學院設立儀(yi) 器館。當國家需要我去創建新的事業(ye) ，我承擔了這項光榮而艱巨的任務。經過調查研究，在上級領導及多方支持下，1951年在長春成立了中國科學院儀(yi) 器館。其後經過發展，整合，1960年更名為(wei) 中國科學院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經過群策群力，逐步發展成為(wei) 我國從(cong) 事應用光學及光學工程研究開發與(yu) 人才培養(yang) 的搖籃和科研發展基地。

中國科學院儀(yi) 器館初建時的大門

在這裏，在龔祖同先生主導和我的協同下，研製出我國第一堝光學玻璃，建立起全套規模生產(chan) 技術和設備，培養(yang) 了生產(chan) 骨幹。

在這裏，有青年科技工作者發揚開拓創新精神，研製出我國第一台激光器，成為(wei) 我國發展激光科技事業(ye) 的開端。

在這裏，還研製出我國第一台電子顯微鏡，我國第一台紅外夜視光學設備，以及其他第一台…… 

1958年研製成功的中國第一台光電測距儀(yi)

1958年研製成功的中國第一台晶體(ti) 譜儀(yi)

20世紀60年代初期，中國自行研製的第一台紅寶石激光器。

1959年，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思想指引下，通過“八大件”(指八項具有先進水平的高檔光學儀(yi) 器)的研製，完善了該所從(cong) 事光學工程的設計及工藝基礎，開始從(cong) 仿製走上自行設計製造的道路。

60年代，側(ce) 重軍(jun) 工項目，大力協同研製成功靶場用大型跟蹤電影經緯儀(yi) ，開國內(nei) 自主研製大型精密測試設備的先河，形成了國防光學中的一個(ge) 高技術重要領域。

我在長春光機所主持業(ye) 務30多年，還先後從(cong) 這裏分建或分流出一些廠、所、學校和人才。

1954年分出上海光學儀(yi) 器廠和長春材料試驗廠，均為(wei) 原機械部係統的主幹廠。

1962年分建出西安光機所，由龔祖同先生任所長，專(zhuan) 門從(cong) 事高速攝影及光子學技術研究。

1964年分建出上海光機所，專(zhuan) 門從(cong) 事激光科技研究。以後又從(cong) 中成立了專(zhuan) 門從(cong) 事激光核聚變研究的實驗室(與(yu) 核工業(ye) 部聯合)。

1964年前後，支援中國科學院科學儀(yi) 器廠從(cong) 事電子顯微鏡及相關(guan) 工作的科技人員。1967年分出部分人員支援航天部，從(cong) 事空間觀測工作(現已成為(wei) 專(zhuan) 業(ye) 所)。

1970年進行“三線”建設時，分建出大邑光電所(現為(wei) 成都光電所)，從(cong) 事國防光學及光機電一體(ti) 化的精密光學機械研製工作；同時支援有關(guan) 人員成立安徽光機所，從(cong) 事大氣光學與(yu) 激光科技工作。

1958年的長春光機所又創建長春光學精密機械學院，由我兼任院長。這所學院是當時國內(nei) 唯一專(zhuan) 門培養(yang) 光學和精密機械人才的大學。現在已發展成為(wei) 一所綜合性的長春理工大學。

1963 年5月5日，為(wei) 了光機學院未來的發展情況，王大珩給國務院副總理聶榮臻寫(xie) 了一封信，信裏匯報了光機學院自成立以來的發展情況，並對未來做了樂(le) 觀的展望。他提出：為(wei) 了使光機學院得以較快的發展，適應培養(yang) 光學人才的需要，建議將學院劃歸國防科委直接領導。（為(wei) 了讓讀者更加了解當時的背景，編輯特摘錄了王大珩先生1963年的信件，信件並非自述中的原文。）

現在，以上機構都已壯大、成長，並以不同專(zhuan) 業(ye) 特點，建有開放重點實驗室。

上述事件和變遷，都是在國際形勢的大環境中，國家經濟建設需求的促進和推動下，我所經曆的曆史的回顧，並不是我個(ge) 人的功勞。

1979年，我國成立了中國光學學會(hui) ，我是主要發起人之一，當選為(wei) 第一屆理事長。

1983年，我從(cong) 長春到北京中國科學院任技術科學部副主任、主任。期間步李熏主任後塵，倡議學部向國家進行主動谘詢。經過院士們(men) 的努力工作，現在中國科學院學部已形成一套完整的谘詢體(ti) 係。院士們(men) 做出的許多重大建議，已納入國家計劃。

在其後的谘詢工作，我與(yu) 多位院士合作向中央提出一些建議：

1986年，當美國裏根總統提出“星球大戰”計劃時，陳芳允院士和我商議，向中央提出我國也應當發展高新技術的建議，我欣然起草了報告。並聯合王淦昌、楊嘉墀兩(liang) 院士，四人討論《關(guan) 於(yu) 跟蹤研究外國戰略性高技術發展的建議》，定稿後及時報給小平同誌，很快得到了批準，並形成了“863計劃”，見諸實施。我由衷地敬佩小平同誌的高瞻遠矚，使發展高科技成為(wei) 實現我國現代化的一項重要戰略部署。

　“863”建議書(shu) 手跡 。

1989年與(yu) 王淦昌、於(yu) 敏院士共同提出《開展我國激光核聚變研究的建議》，這項倡議促成建設激光核聚變裝置。

1992年又與(yu) 張光鬥、師昌緒、張維、侯祥麟和羅沛霖等五位學部委員(院士)向國家建議成立中國工程院。這一建議得到中央和國務院的批準，並得到工程界的熱烈擁護。中國工程院於(yu) 1994年正式成立。

領導人對王大珩等成立中國工程院建議的批示。

1996年聯名建議並協調成立原子、分子、納米科學重點實驗室。

在我的科技生涯中的另一個(ge) 重要方麵，積極關(guan) 心國家計量事業(ye) 和國家儀(yi) 器儀(yi) 表科技事業(ye) 的發展。

1956年我被邀請參加國家十二年科技遠景規劃。並主導編寫(xie) 儀(yi) 器儀(yi) 表和計量技術項目規劃。其後我擔任國家科委儀(yi) 器儀(yi) 表專(zhuan) 家組組長，國家計量局顧問，並於(yu) 1979—1991年代表中國任國際計量委員會(hui) 委員。

1956年11月12日，王大珩（前排左起十九）參加儀(yi) 器館學術委員會(hui) 成立大會(hui)

1979年中國計量測試學會(hui) 和中國儀(yi) 器儀(yi) 表學會(hui) 成立，我作為(wei) 創辦者之一，當選為(wei) 第一屆副理事長。其後，擔任理事長和名譽理事長。

在40多年裏，我與(yu) 院士們(men) 三次聯名建議國家發展儀(yi) 器儀(yi) 表科技與(yu) 工業(ye) ，受到中央的重視，根據建議：

1979年國務院批準成立國家儀(yi) 器儀(yi) 表工業(ye) 總局；

1994年院校聯合建立跟蹤國際計量科學發展的國家計量測試高技術實驗室。

鑒於(yu) 我國已進入信息科學時代，為(wei) 適應時代進展的需要，與(yu) 儀(yi) 器儀(yi) 表界聯合倡議召開了香山會(hui) 議。這次會(hui) 議對我國今後儀(yi) 器儀(yi) 表科技事業(ye) 的發展地位及社會(hui) 上的重視，具有深遠的影響。

根據長期的實踐，提出儀(yi) 器儀(yi) 表是認識世界的工具；儀(yi) 器儀(yi) 表是信息工具；儀(yi) 器儀(yi) 表工業(ye) 是信息工業(ye) 的概念。我們(men) 應該有這樣一個(ge) 共識。

對北京市科學技術的發展，對促進光電學發展和高科技產(chan) 業(ye) 化等各個(ge) 方麵我也十分關(guan) 心，作了一些工作，擔任過北京市科學技術協會(hui) 主席和中國光學光電子行業(ye) 協會(hui) 與(yu) 中國高科技產(chan) 業(ye) 化研究會(hui) 理事長、名譽理事長等項職務。

在我從(cong) 事光學事業(ye) 的大半生中，麵臨(lin) 一個(ge) 如何辦好應用科學和高技術研究機構的模式問題。根據我當年在國外實踐的體(ti) 會(hui) ，新技術科研麵向實際，必須有工廠製造技術體(ti) 係密切配合。就如我國醫學科學的傳(chuan) 統那樣，搞醫學科研與(yu) 教學，必須有臨(lin) 床醫院。長春光機所從(cong) 開始建立(當時稱儀(yi) 器館)，就是實行科研與(yu) 生產(chan) 密切結合的模式。後來在中國科學院內(nei) 建立的幾個(ge) 光學研究機構，以至其他高新技術研究所，都采取了這種模式，這樣才能更好地以實物(整機)，驗證成果的實效，並以少量產(chan) 品滿足國家的特殊需求。

我提倡的這種建所模式，在承擔大型光學裝備任務時，也曾引起爭(zheng) 議，即研究所究竟應當搞“半杆子”，還是搞“一杆子”。“半杆子”就是研究所隻研究科技問題，而整機工程，不論工藝難易，產(chan) 量多少，都應由工業(ye) 部門承擔；“一杆子”就是考慮到任務中科技問題錯綜複雜，工藝難度大，數量要求少的，應由研究所從(cong) 科研攻關(guan) ，直到出產(chan) 品(整機)都承擔起來。我是搞“一杆子”的堅持者。實踐說明，這樣做，使科研與(yu) 實際結合，既爭(zheng) 取了時間，又保證了質量，可取得又好又快的效果，還鍛煉了一支科研與(yu) 工程技術結合的人才隊伍。這在今天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已肯定是研究所從(cong) 事開發高新技術，並向產(chan) 業(ye) 化過渡的有效形式，是符合國情的。而在當時，這種在產(chan) 業(ye) 部門是當然的作法，在科學院係統中，卻是別樹一幟。而現在這種作法已經被普遍接受了。

在祖國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建設中，我有了用武之地!

我出生於(yu) 知識分子家庭，父親(qin) 王應偉(wei) 在上世紀初曾留學日本，是早期的地球物理和氣象學家。母親(qin) 周秀清極其重視對子女的教育。在軍(jun) 閥混戰的時代，欠發工資，家裏一直過著清貧的生活。

父親(qin) 看我有點靈氣，從(cong) 小就引導我學科學，激發我愛科學的興(xing) 趣。記得在我很小的時候，當看到筷子半截斜插入水杯中，出現撓折現象時，父親(qin) 就指出，這叫折光現象；在小學時，父親(qin) 就帶我去看他親(qin) 自做地磁觀測；在初中時，帶我進行氣象觀測實習(xi) 。在父親(qin) 教育輔導下，我超前學完了中學數學和微積分。

1932年，我考入清華大學物理係。在葉企孫、吳有訓、周培源等名師的教育熏陶下，不僅(jin) 學到了科學知識，而且學會(hui) 了從(cong) 事科學工作的思想方法，更重要的是長輩們(men) 的道德為(wei) 人，愛國思想，對事業(ye) 嚴(yan) 肅認真負責的態度和進取精神。

1936年春，清華大學物理係部分師生合影。

王大珩的學生注冊(ce) 片。

在留學英國期間，我有很長一段時間過著幾乎是工人和被雇用者的生活，有機會(hui) 洞察資本主義(yi) 世界的形形色色。交往過德高望重的學者教授，也見到過市儈(kuai) 氣十足的學術人物。同時還體(ti) 會(hui) 到一些處世之道，即隻有通過自己的鑽研實踐，才能成為(wei) 知識裏手；隻有做出貢獻，並爭(zheng) 取出人頭地，才能被同行看得起，才能交上朋友，並在學問知識上得到互益。同時也理解到，在解決(jue) 問題時，如何分清主次，洞察現象，發現分析問題而不受陳規約束，這也是科學發展和前進所必行的。這些思想上的認識和收獲，對我在新中國成立以來所從(cong) 事的各項工作，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8年，我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國，正值國民黨(dang) 政權即將垮台的時候，經濟上通貨膨脹到天文數字。當時，英國的公司曾打電報來，歡迎我再回公司任職。與(yu) 此同時，吳有訓老師通過地下黨(dang) 組織，引導我到解放區去參加創辦大連大學。在這截然不同的兩(liang) 條道路上，我選擇了到解放區的道路，我的路子走對了。

20世紀80年代，王大珩在西安光機所做學術報告

在黨(dang) 的培養(yang) 下，我對馬克思主義(yi) 有了初步的認識。更加理解了上層建築要與(yu) 經濟基礎和生產(chan) 實踐相適應的道理；人民作為(wei) 推動社會(hui) 進步的主人，要在認識客觀世界的基礎上，能動地改造世界；要樹立革命的人生觀；並深感由於(yu) 專(zhuan) 業(ye) 決(jue) 定，個(ge) 人的知識能力是有限的，事業(ye) 要靠群策群力來完成，一切要服從(cong) 祖國的需要。

這些思想引導我努力做到以公為(wei) 先，不計個(ge) 人名利，愛惜人才，培養(yang) 後進，團結協作，以及順應實際情況，因勢利導等，同時也要敢於(yu) 向錯誤作鬥爭(zheng) 。記得在1977年，針對“四人幫”的爪牙單奎章在長春光機所搞所謂的“階級鬥爭(zheng) ”犯下的罪行，我在有4000多人參加的批判大會(hui) 上發言，竟獲得了長達兩(liang) 分鍾的熱烈掌聲。

王大珩與(yu) 顧又芬結婚時的合影（1950年10月）。

王大珩紀念園雕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