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有百年曆史的日本第三大鋼企“神戶製鋼所”承認供貨數據造假，波及航空、汽車等200多家中下遊企業。事件影響巨大，以致被日本媒體形容為“動搖日本製造”的“神戶衝擊”。在此之前，堅守世界製造業大國地位的日本已有不少醜聞，比如“高田氣囊”及其召回事件至今仍在發酵，東芝、三菱汽車等巨型企業數據造假、粉飾賬目等。
以品質、安全和性能贏得“日本第一”的日本製造業及其旗艦，何以“墮落”到如此地步？
回望過去，不難發現，日本製造業企業的“變壞”，與冷戰結束後的內外環境巨變有著直接關係。以柏林牆倒塌為分野，冷戰時期的“一道牆、兩大陣營、三個世界”格局突變，過去涇渭分明的兩大市場打通，市場經濟在全球普及，企業活動迎來真實的“全球大競爭”。美歐不再容忍“日本第一”，甚至齊聲喊出“日本模式”是“資本主義的異類”。過去美日微觀層麵的經貿摩擦，演變為宏觀層次的體製碰撞。特別是美歐幾乎同時拉起“地緣經濟圈”——北美自貿區和歐盟，推動世界經濟進入美歐主導格局，日本被排斥在外。日本企業不得不麵臨與歐美企業不平等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日本成本”上升，競爭力下降。
同時，在全球化大潮下，新興經濟體快速改革、成長，並利用發達國家的資本、技術構建起新的製造業體係，形成“全球比較優勢”，成為新的競爭極。至此，日本製造業淪為“三明治的夾心層”。
從國內看，二戰後“嬰兒潮”在日本結成的“勞動者團塊”在新世紀迎來“甲子輪回期”。日本勞動力人口絕對減少，同時創新鈍化、財政浮虧，日本企業的潛在生產率螺旋下降，日本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接近於零。日本製造業企業過去追求的全球市場占有率，逐漸讓位於資本收益率，成本競爭、收益競爭成了日本企業新目標。
隨著安倍再次執政，日本企業利用“安倍經濟學”帶來的日元貶值浮誇利潤，將海外投資收益藏於“內部留存”。據日本財務省統計，上市企業不繳稅的“內部留存”高達400萬億日元，約合4萬億美元，既不投資也不用於漲工資。日本經濟增長曾呈現的“出口、投資、消費(工資)”三段論模式，蛻變為企業利潤膨脹、投資不增、消費支出縮水的緊縮模式。企業經營與宏觀經濟“失聯”了。
日本製造業的“墮落”僅體現了全球化大潮下日本經濟環境巨變的冰山一角。今後，日本企業如何轉型、日本經濟如何升級，已成關乎日本是複興還是“沉沒”的攸關問題。(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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