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位於(yu) 賓夕法尼亞(ya) 州的美國鋼鐵公司五大湖工廠外景。（來源：路透社）

據美國媒體(ti) 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在對紐約經濟俱樂(le) 部和其他經濟團體(ti) 發表演講時稱，他將把美國打造為(wei) 世界的“製造業(ye) 超級大國”。不過，美國媒體(ti) 對他的這一說法提出了質疑，美國《華爾街日報》10月25日刊文稱，自2018年7月以來，美國製造業(ye) 就業(ye) 崗位增速便開始放緩，製造業(ye) 產(chan) 量在2018年12月就已經見頂，“特朗普並沒有實現美國製造業(ye) 複蘇”。

過去多年來，如何重振製造業(ye) 一直是美國政府麵臨(lin) 的巨大挑戰。2016年，特朗普在大選中出人意料地擊敗民主黨(dang) 總統候選人希拉裏，很大程度上因為(wei) 他在競選中提出的複興(xing) 傳(chuan) 統製造業(ye) 的政策，贏得了在美國製造業(ye) 整體(ti) 衰落過程中失意的東(dong) 北部“鏽帶”諸州藍領階層的支持。然而三年多之後，白宮的經濟政策似乎並沒有解決(jue) 美國製造業(ye) 麵臨(lin) 的問題。

特朗普政府不斷挑起的貿易戰，實際上拖累了美國製造業(ye) 複蘇的腳步。在密歇根州，克萊斯勒、通用汽車和福特關(guan) 閉了所有的工廠，汽車企業(ye) 過去三年在當地的投資削減了29%；俄亥俄州年度工作崗位增加值從(cong) 2016年的36200個(ge) 暴跌至2019年的3700個(ge) 。《華爾街日報》指出，盡管美國政府宣稱過去三年半美國製造業(ye) 增加了40萬(wan) 工作崗位，但其中75%的工作崗位是在2018年7月中美貿易摩擦爆發前創造的。美聯儲(chu) 的數據也顯示，盡管貿易摩擦保護了美國國內(nei) 一些行業(ye) ，促進這些行業(ye) 的就業(ye) 增長了0.3%，但特朗普政府的關(guan) 稅措施導致從(cong) 中國進口零部件的成本上升，影響了其他製造業(ye) 企業(ye) 的生產(chan) 和經營，並導致就業(ye) 率萎縮1.1%，因此從(cong) 總體(ti) 來看，美國製造業(ye) 就業(ye) 率反而因為(wei) 貿易摩擦降低了0.7%。《今日美國》稱，總統的貿易戰令美國失去了工作和工廠。

白宮試圖以關(guan) 稅戰引領“美國製造業(ye) 企業(ye) 回流”的希望也沒有實現。據彭博社9月9日報道，上海美國商會(hui) 當天發布報告稱，在接受調查的200多家製造商中，隻有大約4%的製造商願意將生產(chan) 轉移到美國；超過75%的企業(ye) 表示，它們(men) 不打算將生產(chan) 移出中國。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hui) 8月發布的2020年度《中國商業(ye) 環境調查》也顯示，近七成美國企業(ye) 對中國未來五年的市場抱有信心，超過九成的企業(ye) 表示其中國業(ye) 務仍在盈利，87%的企業(ye) 沒有將生產(chan) 線搬離中國的計劃。中國商務部數據顯示，2020年1月至7月，外商在華新設企業(ye) 18838家，美國在華新設企業(ye) 最多，多達860家。即便是那些離開了中國的企業(ye) ，也更多遷往了墨西哥、東(dong) 南亞(ya) 等用工成本更低的國家，並沒有回流至美國。

從(cong) 根本上來說，美國傳(chuan) 統製造業(ye) 的衰落在經濟全球化和美國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本就難以避免。過去幾十年裏美國製造業(ye) 占GDP持續下降，2019年3季度美國製造業(ye) 增加值僅(jin) 占GDP的11.0%，創下72年來曆史最低值。一方麵從(cong) 製造業(ye) 結構看，美國比較優(you) 勢和資源稟賦發生變化，中、低技術產(chan) 業(ye) 過了發展的頂點，初、中級製造業(ye) 逐漸衰退，不會(hui) 吸引新的勞動力。與(yu) 此同時，高級製造業(ye) 成為(wei) 主導，製造業(ye) 產(chan) 出相對均衡。一旦產(chan) 業(ye) 結構提升完成，美國會(hui) 在全球範圍內(nei) 進行資源優(you) 化配置，尋找更廉價(jia) 的資源與(yu) 市場，將低級製造業(ye) 逐漸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北美最大汽車玻璃生產(chan) 商Vitro宣布今年將關(guan) 閉其位於(yu) 印尼安納州和密歇根州的工廠；能源管理公司伊頓集團則因為(wei) 稅務等原因將公司總部遷往愛爾蘭(lan) ，並削減了在艾奧瓦、北卡羅來納和俄克拉荷馬等州的工作崗位。

另一方麵，過去幾十年經濟結構轉型的過程中，美國經濟早已從(cong) 製造業(ye) 為(wei) 核心轉向服務業(ye) 為(wei) 核心。在產(chan) 業(ye) 升級的過程中，美國在新一輪產(chan) 業(ye) 革命中，雖然掌握了人工智能、數字技術、移動互聯網、大數據和新材料等高新技術製造業(ye) 的核心技術，但美國企業(ye) 更傾(qing) 向於(yu) 將研發和設計等“服務化”部門留在美國，生產(chan) 與(yu) 製造環節則被大規模外包。這也導致在產(chan) 業(ye) 升級過程中，服務業(ye) 比重進一步加大。同時，美國在技術工人儲(chu) 備、勞動力成本、職業(ye) 技能教育與(yu) 培訓上存在不足，也製約了“再工業(ye) 化”戰略的實施。因此，美國製造業(ye) 的相對與(yu) 絕對水平的雙重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客觀規律。

事實上，在美國，能否複興(xing) 製造業(ye) 早已成為(wei) 一個(ge) 政治問題。不過，事實已經一次次證明，在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產(chan) 業(ye) 分工高度發展的背景下，以政治強力幹涉市場發展趨勢、強行“脫鉤”是絕對不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