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激光技術的發展幾乎與(yu) 國外激光技術同步，中國最早激光技術主要應用於(yu) 軍(jun) 事領域，隨後在鈑金加工，機械製造，航空航天等得到廣泛應用。但是在主要技術方麵，中國的激光技術仍然落後於(yu) 國外，那麽(me) 有哪些原因拉開了這方麵的差距呢？

　　葉茂認為(wei) ，僅(jin) 從(cong) 技術的過硬程度來看，國內(nei) 與(yu) 國外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特別是在核心技術和工藝製造2個(ge) 方麵，在這方麵中國還需要走很長的路。

　　業(ye) 內(nei) 的專(zhuan) 家指出，這還在於(yu) 產(chan) 學研沒有很好地融合在一起，高校到市場缺少技術產(chan) 業(ye) 化的中介模式。雖然產(chan) 學研一直在做，有些技術也有，但是沒有把技術與(yu) 市場結合起來。他們(men) 建議這方麵可以借鑒德國的弗朗霍夫（FRAUNHOFER）激光研究所模式的經驗。

　　作為(wei) 一家應用型研究機構，弗朗霍夫模式的實質在於(yu) ，它在政府、大學和產(chan) 業(ye) 技術需求之間架起一座跨越創新鴻溝的橋梁。大學從(cong) 事基礎研究並培養(yang) 學生雇員；政府一方麵在自己的實驗室裏進行研究，一方麵向弗朗霍夫學會(hui) 提供基本投資，使合同研究的成本保持最低；企業(ye) 提供合同和生產(chan) 製造及市場化的可能性；學會(hui) 研究機構自己培養(yang) 工程師，並充當技術和產(chan) 業(ye) 應用之間的“導管”。

　　葉茂舉(ju) 例說，比如企業(ye) 看中了技術就可以與(yu) 該研究所進行深度合作，或者企業(ye) 建立基金委托研究院來做。

　　再比如美國和日本每年都會(hui) 推出創新計劃，以懸賞或者指派的方式委托相關(guan) 機構進行研究再進行產(chan) 業(ye) 化，這些研究機構多半來自企業(ye) 而非高校，或者是高校與(yu) 企業(ye) 聯合，這樣就避免了產(chan) 學研的嚴(yan) 重脫節。

　　反觀國內(nei) ，業(ye) 界公認的國內(nei) 產(chan) 學研發展模式主要有三種，即以中國科學院為(wei) 依托的北方流派、以華中科技大學為(wei) 依托的中部流派和以資本為(wei) 依托的南方流派。在這三者之中，以深圳、廣東(dong) 為(wei) 代表的南方流派屬於(yu) 偏商業(ye) 性的發展模式，產(chan) 學研相對緊密。

　　這也導致後續人才培養(yang) 過於(yu) 依托大學，且與(yu) 市場脫節，高尖端人才明顯短缺。

　　閆大鵬就直言，部分從(cong) 高校培養(yang) 的人才和企業(ye) 進行對接存在很多問題，不能快速地實現產(chan) 業(ye) 化，銳科采取的辦法便是直接從(cong) 海外聘請有經驗的人才。

　　值得慶幸的是，葉茂透露，類似弗朗霍夫這種研究院的模式湖北省也在醞釀，並考慮設立湖北省激光產(chan) 業(ye) 研究院。

　　“當然，激光產(chan) 業(ye) 要發展得好還與(yu) 國家的規劃有關(guan) 。”朱曉說，當前的國家政策都表明要支持科技產(chan) 業(ye) 發展，但都太粗糙而非細分，可操作性不強，激光產(chan) 業(ye) 隻是在這些大的政策之中，這需要規劃政策進行調整。

　　據悉，德國早在2000年就有“Laser 2000”（激光2000年計劃），且在不斷更新。前文提及的美國和日本每年也會(hui) 針對激光推出創新計劃，這些計劃會(hui) 明確落實10年、20年內(nei) 激光發展哪些重點技術，甚至細化到要發展哪些功率的激光器。

　　而在閆大鵬看來，國家製定的部分政策並不符合企業(ye) 發展需求。他舉(ju) 例說，國家對企業(ye) 進口2000W以上光纖激光器予以免稅，以前中國企業(ye) 不能自己生產(chan) 這類激光器時是利好，但如今國內(nei) 已有數十家專(zhuan) 門生產(chan) 光纖激光器的企業(ye) ，這樣就會(hui) 導致國產(chan) 與(yu) 國外產(chan) 品不在一個(ge) 平台上競爭(zheng) ，無形之中降低了企業(ye) 競爭(zheng) 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