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chan) 業(ye) 變革、保護主義(yi) 和單邊主義(yi) 上升等影響因素仍將繼續對製造業(ye) 發展發揮作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逐步顯現，未來全球製造業(ye) 格局將會(hui) 發生深刻改變並對中國的製造業(ye) 產(chan) 生重大影響。

當今世界正經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chan) 業(ye) 變革催生新技術、新產(chan) 業(ye) 、新業(ye) 態、新模式，保護主義(yi) 、單邊主義(yi) 和“逆全球化”抬頭，世界各國比較優(you) 勢持續改變等因素，推動製造業(ye) 全球產(chan) 業(ye) 格局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科技革命和產(chan) 業(ye) 變革深入推進、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衝(chong) 擊，還將進一步改變製造業(ye) 全球產(chan) 業(ye) 格局。
中國製造業(ye) 的發展既麵臨(lin) 著日趨複雜多變的外部環境帶來的挑戰，但同時中國在產(chan) 業(ye) 基礎、創新能力、人力資源、市場規模等方麵的優(you) 勢也給中國製造業(ye) 向高質量發展邁進、向全球價(jia) 值鏈高端攀升、增強在全球產(chan) 業(ye) 中的話語權奠定了基礎，新工業(ye) 革命為(wei) 中國製造業(ye) 在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未來產(chan) 業(ye) 領域的並跑、領跑提供了曆史機遇。
近年來世界製造業(ye) 格局的演變
2005年以來，全球製造業(ye) 增加值和出口格局呈現中等收入國家、東(dong) 亞(ya) 和太平洋國家快速崛起的特征，但2015年以來的變化趨緩。由於(yu) 中等收入國家國內(nei) 供給能力的增強、市場的擴大以及“逆全球化”等因素的影響，全球價(jia) 值鏈呈現“縮短”的趨勢。
1.世界製造業(ye) 區域分布變化
進入新世紀以來，全球製造業(ye) 最顯著的變化是新興(xing) 市場國家的崛起和發達國家的相對衰落。
從(cong) 表1可以看到，2005年，不同收入水平國家製造業(ye) 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分別為(wei) ：高收入國家占74.5%，中等收入國家占25.3%，其中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占20.8%，中等偏下收入國家占4.4%，低收入國家的工業(ye) 化水平極低，製造業(ye) 增加值僅(jin) 占全球的0.2%。
此後的十餘(yu) 年間，高收入國家製造業(ye) 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下降到2018年的53.8%，而中等收入國家提高到2019年的46.7%，其中尤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變化為(wei) 大，提升了近20個(ge) 百分點。低收入國家、最不發達國家製造業(ye) 增加值比重分別提高0.2個(ge) 百分點和0.8個(ge) 百分點。但2015年之後，無論是發達國家比重的下降還是中等收入國家比重的提高都大幅度放緩。

表1 不同收入分組國家的製造業(ye)

增加值占比
資料來源：根據World Bank數據庫計算
從(cong) 製造業(ye) 的地域分布來看，呈現出由北美、歐盟、東(dong) 亞(ya) 和太平洋三足鼎立到東(dong) 亞(ya) 和太平洋明顯占優(you) 的變化趨勢。2005年，北美、歐盟、東(dong) 亞(ya) 和太平洋製造業(ye) 增加值占世界比重分別為(wei) 23.8%、24.3%和31.5%，到2017年北美比重下降到17.8%，歐盟比重下降到2019年的16.8%，而東(dong) 亞(ya) 和太平洋比重提高到45.6%。在東(dong) 亞(ya) 和太平洋地區，高收入國家以外的國家的提高明顯，從(cong) 占全球的12.2%提高到32.4%。世界其他地區中，南亞(ya) 占比從(cong) 2.1%提高到2019年的3.7%；中東(dong) 和北非占比基本保持在3.1%水平，而拉美和加勒比雖然在2008-2010年間有明顯提高，但2019年比2005年降低0.6個(ge) 百分點，撒哈拉以南非洲提高0.2個(ge) 百分點。

表2 不同地區分組國家的製造業(ye)
增加值占比
資料來源：根據World Bank數據庫計算

2.世界製成品出口份額變化
製造業(ye) 在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區域的分布狀況變化反映了各國製造業(ye) 競爭(zheng) 優(you) 勢的變化，而這一點又在各區域和國家的全球出口份額上表現出來。
從(cong) 不同收入分組國家來看，2005-2018年間，高收入國家製成品出口占比從(cong) 77.13%下降到68.01%，中等收入國家製成品出口占比從(cong) 23.31%提高到31.47%，其中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占比從(cong) 19.64%提高到26.93%，中等偏下收入國家占比從(cong) 3.58%提高到4.43%。但2015-2018年間，各收入分組國家製成品出口比重基本保持了穩定。從(cong) 不同地區國家分組來看，2018年世界製成品出口國主要集中在歐洲和中亞(ya) 、東(dong) 亞(ya) 和太平洋地區，分別占全球製成品出口額的42.00%和39.74%，其次為(wei) 北美占8.95%、拉美和加勒比分別占8.95%和4.11%；中東(dong) 和北非、南亞(ya) 、撒哈拉以南非洲占比較低。2018年東(dong) 亞(ya) 和太平洋地區製成品出口份額相比2005年提高7.37個(ge) 百分點，但與(yu) 2015相比變化不大。歐洲和中亞(ya) 地區2018年製成品出口份額比2005年下降4.96個(ge) 百分點，但相比2015年提高1個(ge) 百分點；北美地區2018年的份額比2005年下降2.96個(ge) 百分點，比2015年下降1.37個(ge) 百分點；南亞(ya) 地區2018年份額比2005年提高0.77個(ge) 百分點，但比2015年略有下降。

表3 不同收入分組國家的製成品
出口占比

資料來源：根據World Bank數據庫計算

表4 不同地區分組國家的製成品
出口占比
資料來源：根據World Bank數據庫計算
從(cong) 不同類型產(chan) 品出口的地區分布變化來看，東(dong) 亞(ya) 和太平洋地區、歐洲和中亞(ya) 是製成品（包括資本品、消費品和中間品）最主要的出口地區，其次為(wei) 北美，而原材料出口的地區分布相對比較平均，最高的歐洲和中亞(ya) 占比在30%以上，東(dong) 亞(ya) 和太平洋、拉美和加勒比、北美均在10%以上。2015-2018年間，東(dong) 亞(ya) 和太平洋地區的資本品、消費品、中間品和原材料出口占世界比重均有所下降，而歐洲和中亞(ya) 地區上述四類產(chan) 品占世界比重均有明顯提高。拉美和加勒比地區、北美地區、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原材料出口占比分別提高1.31、2和2.7個(ge) 百分點。

表5 不同地區分組國家不同類別產(chan) 品
出口占比
說明：世界出口總額由五大區域加總。
資料來源：根據WITS數據庫（https://wits.worldbank.org）計算

3.世界製造業(ye) 價(jia) 值鏈分工格局變化
近年來，世界製造業(ye) 價(jia) 值鏈呈現“縮短”的趨勢。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研究，幾乎所有商品生產(chan) 價(jia) 值鏈中的貿易強度（即總出口與(yu) 總產(chan) 出的比率）都有所下降，全球跨境貿易占全球產(chan) 出的比例已從(cong) 2007年的28.1%降至2017年的22.5%，而且在那些最複雜和交易量最大的價(jia) 值鏈中，貿易強度的下降尤為(wei) 明顯。從(cong) 表6可以看到，計算機、運輸設備、汽車、機械設備、電氣設備、化學、紡織和服裝、家具等產(chan) 業(ye) 在2000-2007年間的貿易強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而2007-2017年間則普遍出現了下降，創新型複雜產(chan) 品的下降幅度相對更為(wei) 明顯。

表6 代表性商品的貿易強度變化
資料來源：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19）
全球價(jia) 值鏈的縮短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一是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國內(nei) 創新能力提高，國內(nei) 配套能力增強，許多中間投入品實現了國內(nei) 生產(chan) 而無需到國際市場上進行采購。根據WITS數據庫的數據，從(cong) 2005年到2018年，中國出口商品中資本品的比重從(cong) 42.18%提高到45.92%，而進口商品中資本品比重從(cong) 48.47%下降到40.11%，中間產(chan) 品比重從(cong) 24.73%下降到20.32%，表現出中國資本品與(yu) 中間產(chan) 品自給能力的增強。
二是隨著經濟增長和收入水平的提高，發展中國家本土市場規模持續擴大，更多本國製造的商品就地銷售而不是出口到國外。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數據顯示，由於(yu) 本國消費者的購買(mai) 增加，印度出口服裝占最終產(chan) 量的比例從(cong) 2002年的35%下降到2017年的17%。
三是機器人、人工智能以及工業(ye) 互聯網、智能製造等技術的不斷成熟，“機器換人”更加普遍，產(chan) 業(ye) 的資本密集度、知識密集度不斷提高，原本容易實現全球勞動力成本套利的產(chan) 業(ye) 鏈布局在一國內(nei) 部也變得有利可圖。美國等國家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後推動的製造業(ye) 回流也對全球價(jia) 值鏈縮短產(chan) 生一定影響。此外，生產(chan) 靠近市場帶來的供應鏈響應速度的提高、美國發起的一係列貿易摩擦、購買(mai) 本國貨的“溢價(jia) ”、價(jia) 值鏈本地化對供應鏈韌性的改善等因素也在全球價(jia) 值鏈縮短中發揮了作用。

表7 中國進出口商品結構變化
資料來源：WITS數據庫（https://wits.worldbank.org）
近年來，中國在全球價(jia) 值鏈中的分工地位明顯提高。中國製造業(ye) 的全球價(jia) 值鏈前向參與(yu) 度與(yu) 後向參與(yu) 度在2010年之後均呈下降趨勢，低技術和中高技術製造業(ye) 呈現從(cong) 下遊向上遊轉變的趨勢。但總體(ti) 上，中國對高技術產(chan) 品進口的依賴程度仍然較高。用半導體(ti) 及相關(guan) 產(chan) 業(ye) 、航空航天產(chan) 業(ye) 、光學影像和醫療器械產(chan) 業(ye) 、機械設備及其零部件、機動車零部件和發動機等典型產(chan) 品代表創新型密集型行業(ye) ，2018年中國創新密集型行業(ye) 進口和出口比例分別為(wei) 26.0%和15.9%，其中進口供給率最高的美國、德國、法國創新密集型行業(ye) 對中國的影響比例分別為(wei) 92.3%、45.8%、47.2%。
影響製造業(ye) 產(chan) 業(ye) 格局演變的因素
產(chan) 業(ye) 在大空間尺度的分布是無數企業(ye) 生產(chan) 區位布局決(jue) 策的集中體(ti) 現，而企業(ye) 選擇將生產(chan) 經營部門或價(jia) 值鏈環節布局在哪個(ge) 區位是出於(yu) 利潤最大化的考量。企業(ye) 的經營過程就是組織各種生產(chan) 要素進行生產(chan) ，並將產(chan) 品在市場中進行銷售，從(cong) 而獲得收入和利潤。這個(ge) 過程中涉及到要素價(jia) 格、要素組合的效率以及與(yu) 生產(chan) 組織、銷售過程相關(guan) 的運輸成本、交易成本。不同的產(chan) 業(ye) 所需的要素投入及其組合不同、市場不同、運輸成本不同，因此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ye) 會(hui) 選擇在不同的區位進行布局。也就是說，生產(chan) 的空間格局取決(jue) 於(yu) 產(chan) 業(ye) 的內(nei) 在特征與(yu) 運行規律，同時也會(hui) 受到技術變革、國際政治經濟關(guan) 係、外部衝(chong) 擊、國內(nei) 政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
1.資源稟賦變化
每一種產(chan) 業(ye) 、產(chan) 業(ye) 鏈的每一個(ge) 環節都有特定的生產(chan) 要素投入。例如，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和加工製造環節需要大量的低成本勞動力；資源加工產(chan) 業(ye) 需要大量的能源和自然資源；高技術產(chan) 業(ye) 和研發設計環節需要大量的科學家、工程師和技術工人。而各個(ge) 國家和地區通常具有不同的要素條件和資源稟賦。因此，如果產(chan) 業(ye) 資本能夠自由流動，就會(hui) 選擇根據產(chan) 業(ye) 與(yu) 產(chan) 業(ye) 鏈環節的要素投入差異將其布局在最具資源稟賦優(you) 勢的區位，以使得最終向用戶交付產(chan) 品的成本最低。資源稟賦條件並不是一成不變的，特別是高級生產(chan) 要素會(hui) 隨著經濟發展和資源的投入而發生改變。例如，隨著發展水平的提高，收入水平從(cong) 而工資必然隨之上漲，原本具有勞動力成本優(you) 勢的發展中國家的低成本優(you) 勢會(hui) 逐步削弱，導致相應的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向其他國家和地區轉移。如果該國家或地區又積累形成新的優(you) 勢要素（如熟練工人、工程師），則會(hui) 加強對其他產(chan) 業(ye) 的吸引力，形成國內(nei) 產(chan) 業(ye) 的更替。因此，製造業(ye) 的產(chan) 業(ye) 格局會(hui) 隨著地區間資源稟賦的變化而改變。此外，經濟的發展還會(hui) 帶來用戶需求從(cong) 而市場規模和結構的變化，也會(hui) 影響到企業(ye) 的投資布局決(jue) 策。靠近大規模的市場，不但能夠節約運輸成本，而且能夠更加了解當地需求特征，對需求變化做出快速反應。在一些情況下，靠近市場可能由於(yu) 要素組合不是最優(you) 、規模經濟沒有充分發揮而造成生產(chan) 環節的成本不占優(you) 勢，但是運輸成本的節約和供應鏈的靈活性仍然會(hui) 使本地化成為(wei) 整體(ti) 更優(you) 的選擇。
2.國際政經關(guan) 係
國際政治經濟關(guan) 係對產(chan) 業(ye) 空間格局的影響是通過改變生產(chan) 要素和最終產(chan) 品的流動性發揮作用的。各種生產(chan) 要素的流動性存在顯著差異，土地以及附著其上的自然資源、區位條件完全無法流動，人力資本的流動受到各國邊境管理和國內(nei) 就業(ye) 規定的限製。相比之下，最終產(chan) 品、資本、技術的流動性較高。要素和產(chan) 品的流動性越高，各個(ge) 產(chan) 業(ye) 和產(chan) 業(ye) 的各環節就會(hui) 越按照其要素投入特征與(yu) 各國（地區）資源稟賦的匹配性以及目標市場、運輸成本等經濟因素的綜合考慮來布局生產(chan) 能力；反之，當要素和產(chan) 品的流動受到阻滯時，經濟因素在產(chan) 業(ye) 區選擇中的作用下降，如何使生產(chan) 活動能夠進行以及市場能夠獲得需要的產(chan) 品成為(wei) 最需要解決(jue) 的問題。生產(chan) 要素的流動性受到各國政府不同程度的管製以及國際經貿規則的約束。
二戰以來，投資和貿易自由化是國際政治經濟關(guan) 係發展的主要方向。在全球經濟自由化的推動下，資本、技術和產(chan) 品的流動性提高，跨國公司得以在全球範圍內(nei) 尋找最優(you) 生產(chan) 區位，形成了上世紀80年代末以來的全球價(jia) 值鏈分工或產(chan) 品內(nei) 分工的格局。但事實上，雖然全球化是曆史大勢，但阻礙全球化的因素一直存在，且在一些時間段有所加強，經濟全球化不時出現逆流。例如，戰後的“巴統協定”、“瓦森納協定”一直對一些國家的高科技產(chan) 品進口進行限製；世界各國也都在利用各種貿易和非貿易壁壘加強對本國產(chan) 業(ye) 的保護；因政治、軍(jun) 事、法律等原因對產(chan) 品出口實施限製或對某國實施禁運也時有發生。各主權國家采取的對研發、產(chan) 業(ye) 發展進行補貼的等產(chan) 業(ye) 政策，也會(hui) 在一定程度上使要素價(jia) 格、供給、需求發生改變，從(cong) 而影響企業(ye) 生產(chan) 的區位選擇和全球產(chan) 業(ye) 的空間格局。
3.技術變革
技術變革從(cong) 多個(ge) 方麵影響全球產(chan) 業(ye) 格局。
一是影響產(chan) 業(ye) 結構。一些新技術的商業(ye) 化會(hui) 形成新產(chan) 品、新模式、新業(ye) 態，對原有的產(chan) 品或服務形成替代，從(cong) 而形成新產(chan) 業(ye) 。顛覆性的變革不僅(jin) 會(hui) 在具有傳(chuan) 統產(chan) 業(ye) 優(you) 勢的地區產(chan) 生，甚至原有的優(you) 勢還會(hui) 形成對新技術發展的阻礙，優(you) 勢企業(ye) 本身也存在著阻礙創新的戰略剛性。例如，支票、信用卡不普及的中國成為(wei) 移動支付最普及的國家。
二是影響資源稟賦。技術的發展會(hui) 使資源的重要性發生改變，一些以前重要資源的作用下降，一些曾經沒有價(jia) 值的資源成為(wei) 重要的生產(chan) 要素。因此，造成一些原有資源優(you) 勢地區的產(chan) 業(ye) 衰落，新要素豐(feng) 富的地區的該要素密集型產(chan) 業(ye) 獲得快速發展。工業(ye) 革命以來，能源經曆了從(cong) 煤炭到石油、天然氣，經過核能，再到以太陽能、風能為(wei) 代表的可再生能源轉型的過程；知識、技術、管理乃至數據也逐步進入曾經由資本、勞動、土地等天然要素構成的生產(chan) 函數。
三是影響交易成本和運輸成本。交易成本和運輸成本是影響企業(ye) 向用戶交付產(chan) 品最終成本的重要因素，信息技術和運輸技術的發展總體(ti) 上使交易成本和運輸成本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生產(chan) 接近用戶的重要性逐步降低。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大規模離岸外包以及產(chan) 品內(nei) 分工的重要推動力就是信息技術和運輸技術發展帶來的成本下降，使得生產(chan) 環節在全球分布並最終在一個(ge) 地方組裝成最終產(chan) 品在經濟上更加有利可圖。移動互聯網、物聯網、區塊鏈等技術仍在繼續推動交易成本的快速降低。
四是影響產(chan) 品的形態與(yu) 生產(chan) 、交付方式。例如，機器、流水線的出現使大規模生產(chan) 、連續化生產(chan) 代替小規模、分散化生產(chan) ，生產(chan) 要素集中的現代工廠取代了傳(chuan) 統的手工工場和家庭作坊；可再生能源具有分布式特征，改變了傳(chuan) 統電力生產(chan) 集中式的特征。再如，信息技術的發展推動了製造與(yu) 服務、硬件與(yu) 軟件的深度融合，一些原有依托物質載體(ti) 存在的產(chan) 品（如音樂(le) 、影響）可以完全以數字化的形態傳(chuan) 遞、交付、使用；企業(ye) 可以從(cong) 向最終用戶交付實物產(chan) 品轉向借助互聯網遠程提供服務；還有一些產(chan) 品可以實現產(chan) 品原型的數字化傳(chuan) 輸和在用戶端通過3D打印等技術實現物質形態的複現。

4.外部衝(chong) 擊
自然災害、戰爭(zheng) 、瘟疫等外部衝(chong) 擊具有突發性、不可預測性，這些因素會(hui) 劇烈地改變短期供給和需求，使全球供應鏈遭到破壞，進而對生產(chan) 要素的組織調配、生產(chan) 的區位選擇等方麵產(chan) 生影響。
例如，發生於(yu) 上世紀70年代的兩(liang) 次石油危機中，中東(dong) 主要產(chan) 油國大規模削減產(chan) 量、減少供應，造成發達國家石油供應短缺，價(jia) 格暴漲。此後，西方發達國家一方麵建立石油戰略儲(chu) 備應對石油供應中斷風險，另一方麵開始推動能源節約技術、發展可替代能源產(chan) 業(ye) 。又如，日本是世界主要汽車零部件、電子元器件供應國，2011年3月日本福島地震和海嘯造成日本國內(nei) 企業(ye) 的大麵積停產(chan) ，一些關(guan) 鍵汽車和電子零部件嚴(yan) 重供應不足，影響到全球許多汽車整車廠的生產(chan) ，也推動一些跨國公司考慮供應鏈供應來源的多元化。許多傳(chuan) 染性疾病具有傳(chuan) 播速度快、感染性強等特征，造成對防疫、醫療等方麵物資短期內(nei) 的爆發式增長，生產(chan) 活動也會(hui) 因為(wei) 疫情防控受到嚴(yan) 重影響。在生產(chan) 的全球化水平低、各國之間主要開展產(chan) 業(ye) 間分工的時期，由於(yu) 外部衝(chong) 擊大多是局部發生，因此它對生產(chan) 活動的影響也多是區域性的。但是在生產(chan) 高度全球分工的階段，世界各國的產(chan) 業(ye) 鏈、供應鏈環環相扣，相互之間高度依賴，特別是汽車、電子等產(chan) 業(ye) 的產(chan) 品複雜度高、產(chan) 業(ye) 鏈長、國際化水平高。高度細化的全球產(chan) 業(ye) 分工在顯著提高生產(chan) 的總體(ti) 效率的同時，也使產(chan) 業(ye) 鏈、供應鏈變得更加脆弱，一旦由於(yu) 外部衝(chong) 擊造成某個(ge) 國家的生產(chan) 受到衝(chong) 擊，全球整個(ge) 產(chan) 業(ye) 都可能受到影響。
未來全球製造業(ye) 演變趨勢及其對我國的影響
當前世界進入了動蕩變革期，國際經濟、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發生深刻調整。在製造業(ye) 發展方麵，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chan) 業(ye) 變革、保護主義(yi) 和單邊主義(yi) 上升等影響因素仍將繼續發揮作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逐步顯現，未來全球製造業(ye) 格局將會(hui) 發生深刻改變並對中國的製造業(ye) 產(chan) 生重大影響。

1.各國要素稟賦變化推動“雁陣模式”繼續發展
（1）“雁陣模式”在發展中國家間繼續發展
處於(yu) 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和產(chan) 業(ye) 鏈的勞動密集型環節的公司，會(hui) 優(you) 先選擇將主要生產(chan) 能力配置在綜合生產(chan) 成本最低的地區，其中最關(guan) 鍵的是勞動力成本的高低。勞動密集型加工製造過程的聚集能夠充分利用一國的勞動力資源、帶動該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但同時也會(hui) 由於(yu) 抬高工資水平，使各國間的要素供給比較優(you) 勢發生改變、甚至逆轉。日本經濟學家赤鬆要在1930年代研究東(dong) 亞(ya) 國家工業(ye) 化的時候提出了著名的“雁陣式”（“flying geese”model）。雁陣模式指出，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呈現從(cong) 工業(ye) 化國家向欠工業(ye) 化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梯次轉移的特點。工業(ye) 化發達國家的發展水平最高，是產(chan) 業(ye) 國際間轉移的主要推動力，隨著該國工資等生產(chan) 要素成本的上漲，將會(hui) 逐漸喪(sang) 失在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的優(you) 勢，從(cong) 而推動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向更低成本的發展中國家轉移。在雁陣模式下，工業(ye) 化發達國家（如日本）構成產(chan) 業(ye) 梯次轉移格局的“頭雁”，其他發展中國家成為(wei) 處於(yu) 燕尾的雁陣跟隨者。在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帶動下的發展中國家隨著經濟發展、工資水平提高，低成本勞動力優(you) 勢將會(hui) 逐漸削弱，推動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向更低成本的發展中國家轉移，這是在現有技術水平下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在全球轉移、分布的一般趨勢。
（2）中國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加快向國外轉移
在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01年正式加入WTO以來，通過抓住國際產(chan) 業(ye) 分工變革和產(chan) 業(ye) 轉移的趨勢，中國充分利用數量龐大且工資低廉的勞動力承接國際產(chan) 業(ye) 轉移，成為(wei) 世界最重要的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和環節的生產(chan) 和出口基地。但是經濟的發展必然帶來工資及其他要素成本的上漲，導致中國的製造業(ye) 成本優(you) 勢削弱，形成產(chan) 業(ye) 向更低成本發展中國家進一步轉移的推動力。2000年，中國城鎮單位就業(ye) 人員工資水平為(wei) 9333元，2008年增加到28898元，2018年進一步上升為(wei) 82461元，年增速幾乎都在10%以上。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數據，2017年中國從(cong) 業(ye) 人員平均月收入為(wei) 847美元，大約相當於(yu) 柬埔寨、印度尼西亞(ya) 、斯裏蘭(lan) 卡、坦桑尼亞(ya) 等發展中國家的4倍以上。即使考慮到在工人素質、基礎設施、產(chan) 業(ye) 配套、生產(chan) 效率方麵的優(you) 勢，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綜合成本已經漸失優(you) 勢，“市場和資源兩(liang) 頭在外的國際大循環動能明顯減弱”。來自WTO的數據顯示，中國紡織品出口額占世界的比重已從(cong) 2015年最高點的37.29%下降到2017年的36.60%；而同期南亞(ya) 東(dong) 南亞(ya) 國家聯盟（ASEAN）的份額從(cong) 5.60%提高到6.01%；中國服裝出口額占世界的比重從(cong) 2013年最高點的39.19%下降到2017年的33.60%，而南亞(ya) 東(dong) 南亞(ya) 國家聯盟的份額從(cong) 9.32%提高到12.17%。

表8 中國和東(dong) 盟勞動密集型產(chan) 品出口
占世界比重的變化
（2007-2017年）
資料來源：https://data.wto.org/
2019年中國人均GDP突破一萬(wan) 美元，即將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有4億(yi) 人進入中等收入階層。隨著中國經濟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居民收入水平持續提高，勞動力的成本優(you) 勢將會(hui) 繼續削弱，如果“機器換人”的效率和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的資本密集度不出現顯著提高，中國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及價(jia) 值鏈的勞動密集型環節將持續向低成本發展中國家轉移。但是另一方麵也要看到，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意味著內(nei) 需進一步擴大，對美好生活需求的實現將會(hui) 推動對更高質量、更高性能產(chan) 品和服務需求的增長，將會(hui) 成為(wei) 中國製造業(ye) 升級的動力，國內(nei) 大循環的作用不斷增強，加大對國際產(chan) 業(ye) 資本的吸引力，推動中國國內(nei) 資本、技術和知識密集型製造業(ye) 的規模、發展水平持續提高。

2.新工業(ye) 革命深入推進加劇未來產(chan) 業(ye) 全球競爭(zheng)
（1）主要國家在高科技和未來產(chan) 業(ye) 領域的競爭(zheng) 加劇
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就提出“重振製造業(ye) ”戰略，通過發布一係列法律、戰略和政策推動製造業(ye) 回流。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進一步提出“美國優(you) 先”戰略，從(cong) 美國的經濟利益出發，退出一係列國際組織，重新談判地區貿易協定，對貿易夥(huo) 伴頻繁施壓和製造貿易摩擦。其中，中國成為(wei) 美國打壓、遏製的主要對象。當前世界正經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其中最關(guan) 鍵的變量就是世界上主要國家之間的力量對比。從(cong) 曆史上看，蘇聯和日本都曾挑戰過美國的世界經濟霸主地位，而且對美國的趕超都止於(yu) 經濟規模略超美國2/3之時。中國GDP相對於(yu) 美國的比例已從(cong) 四十年前的約1/15提高到2018年的65.4%，麵對世界第一的位置被挑戰，美國對華態度與(yu) 政策發生大角度的改變。
以美國為(wei) 代表的發達國家對中國進一步發展的打壓遏製呈現出以下三個(ge) 方麵的特點。
一是涉及領域越來越廣，從(cong) 早期的光伏擴大到通信設備、智能終端，近年來又擴大到數字產(chan) 業(ye) 、人工智能等領域。二是遏製手段日益多元，從(cong) 早期的軍(jun) 用和軍(jun) 民兩(liang) 用技術的出口限製、反補貼反傾(qing) 銷、綠色貿易壁壘等擴大到投資並購限製、高科技中間產(chan) 品出口限製、市場準入限製、高等教育和科技交流的限製等全方位的遏製。三是遏製借口越來越多，從(cong) 早期的違反WTO等多邊規則的傾(qing) 銷和補貼、擴大到對知識產(chan) 權保護的指責，進而又擴大到數據隱私、國家安全等方麵。而且美國還拉攏其盟友特別是“五眼聯盟”國家一起對中國從(cong) 技術、市場等方麵進行遏製。
高科技產(chan) 業(ye) 和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未來產(chan) 業(ye) 是美國遏製打壓的主要領域，其主要原因在於(yu) ，一方麵隨著中國產(chan) 業(ye) 的持續升級，與(yu) 美國在全球價(jia) 值鏈高端環節的重合度不斷加大，從(cong) 維護現實利益出發美國對中國的高科技產(chan) 業(ye) 進行打壓遏製，以維護其在高科技產(chan) 業(ye) 的地位和利益；另一方麵，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和未來產(chan) 業(ye) 代表著產(chan) 業(ye) 的發展方向，擁有巨大的發展潛力，直接關(guan) 係到未來的經濟增長和在全球產(chan) 業(ye) 分工體(ti) 係中的話語權。如果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chan) 業(ye) 變革的機遇實現了在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和未來產(chan) 業(ye) 的突破，那麽(me) 後發國家將會(hui) 進一步縮小與(yu) 發達國家的差距——從(cong) 發到國家的角度來看，則是其產(chan) 業(ye) 地位受到挑戰、發展機會(hui) 減少；反之，今後後發國家將花費更大的代價(jia) 來進行在高科技領域的追趕。
（2）美國在高科技領域的遏製對中國“危中有機”
當前世界產(chan) 業(ye) 鏈價(jia) 值鏈高度片段化，世界各國產(chan) 業(ye) 已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依賴關(guan) 係，而中國已經成為(wei) 全球產(chan) 業(ye) 鏈供應鏈中關(guan) 鍵一環，超大的國內(nei) 市場對於(yu) 跨國公司也形成巨大的吸引力。因此，美國推動下的中美之間的“脫鉤”不可能完全實現，特別是在市場的“脫鉤”必然會(hui) 受到國際社會(hui) 和美國國內(nei) 力量的阻礙，但遏製中國技術的進步符合發達國家利益，中美之間的科技交流與(yu) 聯係將會(hui) 弱化。
中美之間的“脫鉤”趨勢對中國產(chan) 業(ye) 的影響利弊共存。不利的影響在於(yu) ，從(cong) 短期看，由於(yu) 一些核心零部件、工業(ye) 軟件被斷供，一些產(chan) 業(ye) 鏈可能發生“斷鏈”。例如，華為(wei) 被列入美國商務部實體(ti) 清單，不僅(jin) 美國企業(ye) 被限製未經批準向華為(wei) 出口，而且采用美國技術超過25%甚至10%的台積電、中芯國際等美國本土以外的公司也被限製為(wei) 華為(wei) 旗下的海思麒麟芯片代工，華為(wei) 手機很可能麵臨(lin) 無芯片可用的局麵。

從(cong) 好的方麵說，在全球產(chan) 業(ye) 鏈價(jia) 值鏈分工格局下，一個(ge) 國家產(chan) 業(ye) 發展所需要原材料、零部件、生產(chan) 設備、工業(ye) 軟件等中間投入默認可以從(cong) 全球市場采購獲得，由於(yu) 許多發達國家生產(chan) 的中間投入品技術水平更高、性能更穩定、使用壽命更長，因此雖然價(jia) 格更高，但是由於(yu) 對生產(chan) 的影響巨大，許多下遊生產(chan) 企業(ye) 更願意選擇進口產(chan) 品，對國內(nei) 從(cong) 無到有取得突破的新產(chan) 品不願用、不敢用，這就使國內(nei) 新產(chan) 品失去在產(chan) 業(ye) 化過程中不斷迭代升級的機會(hui) ，由於(yu) 生產(chan) 規模小，在生產(chan) 成本上也不具競爭(zheng) 力。隨著一些高技術產(chan) 品被“卡脖子”或“卡脖子”的風險加大，逼迫下遊用戶在國內(nei) 尋找供應來源，主動與(yu) 產(chan) 業(ye) 鏈上遊夥(huo) 伴一道解決(jue) “卡脖子”產(chan) 品的國產(chan) 替代，這就為(wei) 中國高技術新產(chan) 品提供了在應用中持續改進、完善的市場空間。同時，“脫鉤”意味著以WTO為(wei) 代表的國際貿易多邊規則被破壞，至少在被“卡脖子”的產(chan) 業(ye) 領域，無需繼續遵守WTO補貼與(yu) 反補貼等相關(guan) 規則的限製，可以實施更積極的產(chan) 業(ye) 政策，發揮我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ti) 製優(you) 勢，政府在研發、生產(chan) 環節的技術創新和市場采購方麵提供更大力度的支持，加快國內(nei) 技術的成熟完善。
從(cong) 長期來看，中國整體(ti) 上在基礎科學研究、產(chan) 業(ye) 技術創新、高端人才吸引力等方麵仍存在較大差距。作為(wei) 處於(yu) 追趕階段的後發國家，來自先發國家的技術轉移和擴散是加快縮小差距的重要推動力。科技“脫鉤”會(hui) 嚴(yan) 重影響中國獲得國際前沿技術和優(you) 秀人才，加大科技創新的難度。此外，從(cong) 極端情況看，如果因為(wei) 科技“脫鉤”在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未來產(chan) 業(ye) 領域形成兩(liang) 套獨立的技術標準體(ti) 係，會(hui) 嚴(yan) 重影響規模經濟的發揮，推高研發、製造的成本，對包括中美兩(liang) 國在內(nei) 的世界各國的福利都會(hui) 造成損失。

3.新“數字鴻溝”造成低收入國家過早“去工業(ye) 化”
（1）數字技術的成熟與(yu) 廣泛應用可能形成新“數字鴻溝”
在工業(ye) 化以來的很長一段時期內(nei) ，無論是機器換人還是機器人換人，更多地是以機器替代肮髒（dirty）、危險（dangerous）、困難（difficult）和沉悶（dull）的“4D”工作以及人類所不勝任的工作（如大量計算）。但是近年來“大數據+機器學習(xi) ”的人工智能技術不僅(jin) 取代人類不勝任、不願從(cong) 事的藍領工作外，正在對需要長期知識積累的白領工作形成替代威脅。對於(yu) 從(cong) 低收入水平開始起飛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它們(men) 要素稟賦的一般特點是資本短缺、勞動力相對豐(feng) 富且成本低廉。自18世紀工業(ye) 革命以來，包括英國在內(nei) 的所有工業(ye) 化成功的國家都是依靠紡織業(ye) 開啟它們(men) 的工業(ye) 化曆程[8]。即使到今天，紡織業(ye) （包括服裝業(ye) ）依然被看作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從(cong) 勞動密集型的棉紡織業(ye) 起步符合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優(you) 勢，廉價(jia) 的勞動力資源可以讓它的紡織品在世界範圍具有競爭(zheng) 力，從(cong) 而實現工業(ye) 化進一步前進的資本積累。按照這一邏輯，如果包括人工智能和機器人在內(nei) 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出現突破性進展，帶來紡織服裝、電子裝配等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的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的全生命周期成本大幅度下降，這意味著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轉變為(wei) 資本和知識密集型產(chan) 業(ye) 。那麽(me) ，處於(yu) 工業(ye) 化起飛前夜的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成本優(you) 勢將不再有效，它們(men) 寄希望進行原始資本積累的具有比較優(you) 勢的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不複存在，因而有可能被鎖定在“前工業(ye) 化”階段或者實現工業(ye) 化的難度大幅度增加。這些低收入國家可能因數字技術的突破性進展而失去工業(ye) 化的機會(hui) 、過早的“去工業(ye) 化”，新的“數字鴻溝”將會(hui) 出現。
（2）中國製造業(ye) 將會(hui) 受益於(yu) 數字經濟發展
作為(wei) 工資水平處於(yu) 發達國家與(yu) 低成本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國家，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成熟及其與(yu) 製造業(ye) 的深度融合對中國帶來的正麵影響可能更大。由於(yu) 機器人、人工智能技術主要是一次性投入成本，而且能夠不停歇的工作，相對於(yu) 一線工人生產(chan) 效率、精度更高。如果機器換人的成本不是過高，那麽(me) 相對於(yu) 低成本發展中國家來說，中國製造業(ye) “機器換人”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抵消工資水平的過快上漲，在更長時期保持中國製造業(ye) 的綜合成本優(you) 勢。國內(nei) 許多企業(ye) 的實踐案例表明，在一些產(chan) 業(ye) 的某些工序，以“機器換人”可以帶來明顯的成本節約。相對於(yu) 發達國家來說，中國本身就具有技術工人、工程師的規模與(yu) 工資優(you) 勢，而且中國的機器人產(chan) 業(ye) 快速發展，人工智能行業(ye) 的應用技術發展水平與(yu) 美國共處全球第一梯隊，因此，“機器換人”雖然也能夠縮小發達國家相對於(yu) 低成本發展中國家在工資水平上的劣勢，但很難改變與(yu) 中國之間的勞動力成本差距。而且新一代信息技術與(yu) 製造業(ye) 的深度融合還能夠加快製造業(ye) 的服務化轉型、提高製造業(ye) 的柔性，使製造企業(ye) 能夠更好地適應其用戶特別是消費者個(ge) 性化需求的發展趨勢，基於(yu) 產(chan) 品開發更多的增值服務。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來說，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及其與(yu) 製造業(ye) 的深度融合帶給中國製造業(ye) 的主要是積極效應。

4.新冠肺炎疫情推動全球供應鏈布局加快調整
（1）新冠肺炎疫情推動供應鏈多元化、本地化和區域化
2020年初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發，至今也未完全被控製。由於(yu) 病毒指數型傳(chuan) 播的特征，造成新冠肺炎疫情傳(chuan) 播速度快、持續時間長、感染人數多，因此對全球經濟活動造成的衝(chong) 擊也呈指數型爆發。在疫苗研製成功前，最主要的疫情防控措施是社交隔離，做好個(ge) 人防護的同時減少社交接觸，一些疫情嚴(yan) 重的地區一度還采取“封城”等措施。停工造成爆發疫情國家的製造業(ye) 產(chan) 能嚴(yan) 重不足，停飛、停航、入境管製、暫停進口、關(guan) 稅上調等措施造成了跨境物流通道的中斷，國際貿易受到嚴(yan) 重影響。
新冠肺炎疫情對供應鏈產(chan) 生兩(liang) 方麵顯著影響：一是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對口罩、防護服、呼吸機、酒精等防護用品、消殺用品需求的爆發式增長，世界許多國家出現醫療、防疫物資供應嚴(yan) 重短缺的局麵。在疫情嚴(yan) 重的意大利、西班牙、德國、美國等國家，由於(yu) 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和加工組裝環節的離岸外包，產(chan) 業(ye) 門類和產(chan) 業(ye) 鏈不完全，許多醫療物資國內(nei) 缺乏生產(chan) 能力，嚴(yan) 重依賴進口。麵對疫情爆發後全球對口罩需求的暴漲，許多國家難以籌措到疫情防控所需的物資，甚至發生截留其他國家醫療物資的情況。二是由於(yu) 疫情防控造成的開工不足、運輸班次減少甚至停止造成全球許多重要的產(chan) 業(ye) 供應鏈中斷，由於(yu) 缺少上遊原材料、零部件等中間投入品而使下遊產(chan) 業(ye) 的生產(chan) 受到嚴(yan) 重影響。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世界經濟的嚴(yan) 重衰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0年6月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測，2020年全球經濟增速將下降4.9%，全球貿易額（商品和服務）下降11.9%，2020年將成為(wei)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最嚴(yan) 重的經濟衰退。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前，全球產(chan) 業(ye) 分工遵循的是效率優(you) 先的邏輯。在考慮運輸、通信等交易成本的前提下，全球產(chan) 業(ye) 鏈價(jia) 值鏈片段化，每個(ge) 環節被配置到擁有最符合其投入要素稟賦的地區，從(cong) 而實現最終產(chan) 品交付成本最小化，進而形成發達國家從(cong) 事研發設計和品牌營銷、發展中國家從(cong) 事加工組裝的全球價(jia) 值鏈分工格局。在通常情況下，高度全球分工的價(jia) 值鏈偶爾也會(hui) 遇到因自然災害、貿易衝(chong) 突等原因造成的供應鏈局部問題，但總體(ti) 上來說，全球價(jia) 值鏈供應鏈能夠保持順暢運轉。但是新冠肺炎疫情波及麵大、持續時間長，對供應鏈的影響也更加嚴(yan) 重和長期，供應鏈安全的重要性凸顯。全球分布的產(chan) 業(ye) 鏈供應鏈由於(yu) 要經過多個(ge) 國家一係列工廠、諸多運輸環節，因此在麵對疫情衝(chong) 擊時，由於(yu) 空間距離長、環節多而形成的脆弱性就暴露出來。許多國家政府和跨國公司開始反思供應鏈過於(yu) 集中帶來的風險，考慮推動供應鏈上的企業(ye) 回歸本土和供應來源的多元化。例如，日本政府在2020年4月宣布提供兩(liang) 千多億(yi) 日元補貼，幫助在海外的日本企業(ye) 將生產(chan) 線轉移回日本本土和中國以外的其他國家。
供應鏈的效率與(yu) 安全在各產(chan) 業(ye) 間具有不同的重要程度。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表明，本地化生產(chan) 和供給直接決(jue) 定了應急物資的供應速度，從(cong) 而影響對突發事件的應對效率。應急物資供應的越快、越充裕，突發事件的直接和間接影響就能控製得越低，從(cong) 而減少生命和財產(chan) 損失。因此，在麵對重大突發事件時，應急物資本地化生產(chan) 的成本增加相對於(yu) 效率損失顯得微不足道。新冠肺炎疫情將會(hui) 推動世界主要國家將關(guan) 係人民生命安全、產(chan) 業(ye) 安全、國家安全的應急物資生產(chan) 進行本地化和多元化布局。
（2）各國應對重大疫情衝(chong) 擊的供應鏈布局調整對中國影響有限
中國是世界最大的工業(ye) 國和眾(zhong) 多產(chan) 業(ye) 鏈的主要基地，因此發達國家和跨國公司所推動的供應鏈回歸就帶有從(cong) 中國撤離的意思，有些國家直接提出了“中國+1”戰略，在中國之外培育新的供應鏈來源。這就意味著，新冠肺炎疫情將與(yu) 中美貿易摩擦疊加，推動原來布局於(yu) 中國的供應鏈外遷到其他國家，中國具有優(you) 勢地位的產(chan) 業(ye) 可能因此被削弱。
雖然供應鏈的多元化、本土化是發達國家和跨國公司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對策，但其可實施性要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
第一，疫情作為(wei) 外部衝(chong) 擊的影響有多大，根本上取決(jue) 於(yu) 類似突發事件的頻率、持續時間及其造成的損害。但從(cong) 長期看，如果突發事件等不確定性因素造成的損害與(yu) 加強供應鏈安全的收益有限，那麽(me) 供應鏈的多元化和本土化也將是有限的、甚短期的、局部的。一些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向發達國家回歸或轉移到一些雖有成本優(you) 勢但因生產(chan) 率低、產(chan) 業(ye) 配套不完善而綜合成本仍舊偏高的國家，會(hui) 帶來整體(ti) 生產(chan) 成本的上漲。更重要的是，中國在疫情防控中表現出應對突發事件的卓越能力，凸顯了中國產(chan) 業(ye) 鏈的韌性，相比於(yu) 供應鏈回歸到疫情未能有效控製的國家，繼續在中國投資甚至進一步推動中國供應鏈的完整性反倒是更優(you) 的選擇。2020年秋冬季世界許多國家疫情的反彈，而中國取得抗擊疫情鬥爭(zheng) 重大戰略成果、生產(chan) 全麵恢複，因而出現大量製造業(ye) 海外訂單向中國轉移的現象。
第二，中國完善的基礎設施、齊全的產(chan) 業(ye) 體(ti) 係、完善的產(chan) 業(ye) 配套是短期內(nei) 很難在其他地區複製的。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發展，中國形成了世界最齊全的產(chan) 業(ye) 門類、最完整的產(chan) 業(ye) 鏈條和最完善的產(chan) 業(ye) 配套體(ti) 係。製造業(ye) 供應鏈實際上是一個(ge) 非常複雜的網絡體(ti) 係，在一級供應商之下有更多的二級供應商，二級供應商之下還有三級、四級供應商，有的多達幾十級供應商，這些供應商之間又形成非常複雜的投入-產(chan) 出關(guan) 係。因此完整的供應鏈體(ti) 係的建設是一個(ge) 漫長的過程，同時許多國家也不具備構建完整產(chan) 業(ye) 體(ti) 係的國土空間、人口規模和產(chan) 業(ye) 容量。例如，在蘋果公司2019年的200家核心供應商中，中國大陸有41家，位列第二；在全球807家工廠中，383家在中國大陸，位列第一，而作為(wei) 目前跨國公司重點轉移目的地的越南和印度分別隻有18家和8家工廠。對於(yu) 發達國家來說，長期的離岸外包使其缺乏高級技術工人和合格的工人，人才的培養(yang) 也是一個(ge) 漫長的過程。此外，新冠肺炎對世界經濟的衝(chong) 擊也使得各國政府和跨國公司缺乏產(chan) 業(ye) 鏈轉移的資金。因此，新冠肺炎疫情雖然會(hui) 在一定程度上推動在華供應鏈向外轉移，但程度將會(hui) 非常有限，而且我國“經濟潛力足、韌性大、活力強、回旋空間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點”以及超大且仍持續擴張、水平不斷提升的市場空間，對國際直接投資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事實上，2020年前5個(ge) 月，外資在華並購總額達到90億(yi) 美元，這是十年來外資在華並購數量和金額第一次超過中國企業(ye) 出海並購。也就是說，憑借整的產(chan) 業(ye) 體(ti) 係、龐大的國內(nei) 市場、經濟的強大韌性，仍將繼續成為(wei) 全球供應鏈的主要組成各部分。